(2)马英九当政八年，每提“九二共识”，总不忘强调“一中各表”、“一中是中华民国”，这使“一中”在台湾失焦，也有被异化之虞。“一国”则没有这个问题，它可清楚地检验台湾朝野政党是否真正反对台独，是否真正支持“九二共识”。
(3)“一国”标示出两岸政治分歧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务，是中国的内政，当然不应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这不仅可排除美、日等国的不当干预，也可杜绝台湾有人幻想以美日作为“抗中”、“拒统”的靠山。
(4)台湾及海外一直都有政学界人士提议以邦联、欧盟、国协或大屋顶一中作为统一模式，但这些模式均有先把中国拆成两个国家，再来进行统合之虞，只能以“两岸同属一个国家”加以化解。
不可否认，“两岸一国论”势必引发国号之争、“一国两府”、“一国两区”的辩论，但诚如习近平所说，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终归要逐步解决，总不能将这些问题一代一代传下去，两岸在确立“两岸同属一国”后，即可展开平等协商、共议统一。
（二）两制尊重差异、相容并蓄
《告台湾同胞书》首先指出，在解决统一问题时会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同年1月30日，邓小平访美期间，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演说时说，“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
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的九点意见（下称叶九条）保证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等等。“邓六条”更明说台湾可以保留军队等大量权利。“江八点”指出，要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做主的愿望，保护台湾同胞一切正当权益。《反分裂国家法》第五条明定，国家和平统一后，台湾可以实行不同于大陆的制度，高度自治。
习近平在“9.26会面”时提出：“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是能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的安排。这一段“三个充分”论，言简意赅地诠释了“一国两制”的核心精神，也指明了研讨推广“一国两制”应注意的几个面向。
习近平在“习马会”上指出，尊重台湾同胞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也愿意首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两岸双方应该相互尊重彼此对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选择，避免让这类分歧干扰两岸交流合作，伤害同胞感情。
十九大报告指出，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针对台湾方面，十九大报告表示，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尊重台湾现有的社会制度和台湾同胞生活方式。
综上可知，习近平认为“一国两制”的可贵处，在于顺应民心、相容并蓄，做到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统一。而这些特质对当前解决台湾问题尤为重要，理由如下：
(1)台湾在经济上长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在政治上采多党政治、普选制度，虽已产生诸多致命的弊端，但大多数人仍相当坚持维持现有制度及生活方式。而大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被正式纳入中共党章及宪法中，这代表两岸未来会继续走不同的道路，它使台湾一些长期坚持要以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为主实现“一国良制”的人梦醒，但要台湾立即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困难重重。因此，只有实行“两制”，制度不同才不会再是台湾民众“拒统”的理由。
(2)台湾绝大多数人反对“一国两制”，除因“一国两制”被不分蓝绿的政党及政治人物刻意污名化外，主要在于对“一国”或统一有所疑惧，而非对“两制”有意见。也有人担心“两制”是暂时的，例如，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曾表示：“今天谈一国两制，明天可能被改为一国一制。”这些都说明，务实的台湾民众一旦知道“一国”不可能回避，势必会审时度势、权衡轻重，转而支持“一国两制”，为自己争取最大程度的自主性及权益。大陆则有必要让台湾民众知道，两岸一旦实践“一国两制”，会依法照章行事。
(3)两岸既实行不同制度，任何一方就不得对他方的制度说三道四，台湾尤不应受外部势力利用，刻意干扰大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促使台湾民众对大陆体制有所瞭解并加以尊重，建议大陆相关单位应更积极，以深入浅出方式介绍大陆当代政治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协商制度、领导人与公务人员养成教育，人权及少数民族保障等政策。
(4)有人因香港近年来遭遇不少问题，而质疑“一国是真，两制是假”。其实，香港问题有其历史及社会背景，也受到外力不当影响，将其归罪于“一国两制”实践发生问题并不公允。更重要的是，“两制”指的是台湾将与大陆实行不同的政经制度，跟港澳模式关系不大。最浅显的例子是，香港回归20年后，仍沿用英美法，从未恢复死刑；这与大陆和台湾均采大陆法系，均未废除死刑，决然不同。这可说明台湾模式的两制不会有“香港化”的问题。
四、“一国两制”内涵有待充实
有人说，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是为了促成国共第三次合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也有人说，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是因为当时和平统一是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随着岛内政权轮替、政治生态转变，现今已不再具有该条件。这些或许都是事实，但重要的是，中国大陆在40年间发生翻天覆地的跃进，这使两岸统一的物质条件，也是必要条件，终于趋于成熟。当前有待努力的是加强统一的充分条件，也就是台湾人民对和平统一的向往之心、对“一国两制”的认同。
因此，建议大陆在积极有效遏制台独势力、深化民间交流合作的同时，加强研讨宣导“一国两制”，让“一国两制”及早成为一套具有说服力、吸引力，也具体可行的统一蓝图及说帖。
当然，不论是两岸政治定位或两制具体内涵，都需由两岸双方共同协商议定，而台湾朝野政党目前似无心开展此工作。不过，《告台湾同胞书》说“寄希望于1700万台湾人民”，并说“统一祖国，人人有责”；“江八点”表示“欢迎台湾各党派、各界人士，同我们交换有关两岸关系与和平统一的意见”；习近平在“9.26会面”时更提出要“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这些都表示两岸学界可先行研讨，并公开征询台湾民众意见，凝聚社会共识，最后再以民意为后盾，向台湾朝野政党及政治人物施压，促成两岸及早展开政治协商。
由于两岸关系的特殊性，“一国两制”的研讨工作涉及范围极广又千头万绪，有必要先针对各种问题进行梳理，以提纲挈领方式，分门别类，由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研讨不同专题，最后再加以汇整，做出初步建议。以下笔者提几个较为复杂、但又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此抛砖引玉。
(一)两岸本是一国，领土与主权从未分裂，但要化解两岸政治难题，不能再回避中华民国定位、“一国两区”、“一国两府”、“一国两治”等政治问题。港澳回归时用的是“中国在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两岸复归统一应不是在台湾恢复主权行使，但是否应采用恢复主权的行使权，值得研讨。另在国号问题，民主应尊重多数人的意见，台湾方面若太过强求，恐怕反失民主精神。
(二)大陆对于两制的具体内容，先有“叶九条”、“邓六条”，后有2001年7月3日钱其琛提出的“钱七条”。但随着时间久远，岛内政治生态丕变，国际形势又发生巨变，以上内容是否应全部或部分保留，必须深入讨论其利弊得失及可能后果，再做定夺。另，由于台湾方面从未回应以上条件，因此，未来即使不纳入或修改某些内容，并无不遵守承诺之虞。
(三)台湾的政党政治、普选制度应可保留，但必须防堵弊病，以免后患无穷。例如，如何限制政党不能有台独或违背一国的党纲？如何禁止台独主张列入竞选政见？如何限制民意代表在问政时以非理性态度破坏两岸关系？台湾选民选出来的行政长官，是否仍须经中央认命，或改采报备形式？这些问题攸关两制在台湾的实践成效及长治久安，至为重要。
(四)有鉴于台湾年轻人受到李扁20年的“去中国化”影响，国族认同问题不亚于香港，要矫正台湾历史教科书中错误的史观，就应该及早落实两岸共享史料、共写史书，请两岸历史学者根据史实，着手撰写包括台湾史在内的中国近代史。也应就如何激励两岸同胞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加速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发展壮大岛内的爱国爱台力量，提出具体有效方案。
（五）在台湾当局长期的宣传下，台湾人民相当重视国际活动空间问题。因此，如何让台湾人民认知在统一后虽不能再有邦交国，但实质获益更大至为重要。理论上，在不违背一国原则及一国两制实践下，台湾在统一后应可共享成为国际组织成员的权利，也应可共享中国的外交权，例如在联合国加入台湾的参与，在台湾设立中国邦交国的领事馆，但具体的共享模式，必须做精细的设计。
五、结语
习近平不仅谈到“一国两制”是最佳的统一模式，还多次谈到在统一前应该努力地工作。例如：让台湾民众自发性地遏止民进党当局分裂国家的行径；在两岸交流的基础上不断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发展壮大岛内民间爱国爱台力量。因篇幅所限，在此不展开论述。
总之，十九大后的今天，比以往任何一个时间更接近国家完全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吾人应在坚守一国之本的同时，提出创造性的理论，加紧做好研究推广“一国两制”的各项工作，积极争取台湾民心，为早日实现国家统一、台湾长治久安献言献策。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8年8月号，总第24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