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栗事件”发生后，1985年八月14日，在日本提倡“脱亚入欧”的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以社论的方式，发表了一篇措辞严厉的《可严重处分》：
犯法者应该追究其罪，不可宽贷，如有难堪诉苦者，则当作化外之民驱逐出境，使日本国境内没有一个不顺从的子民。这样做，或者会使该岛民等相率他去，以致全岛空虚。也许会引起有土地无人民的顾虑。但是他们为数最多也不到三百万人，现在内地正受困于年年增加的人口，天然的乐园台湾归附我国版图，而其人口既然稀少，（日本人）就应该陆续移民，实际上也很容易于数年内补充足够的人士，我宁可希望岛民自行逃走他去。
福泽谕吉号称日本的“近代化之父”。二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日本“万元券”上的人头像便是福泽谕吉，可见他在日本受一般人尊敬的程度。他所发表的这篇《可严重处分》，反映出当时日本人对于“落败”之殖民地人民的基本态度。对于这样的“日本精神”，奴颜媚骨只能换得更多的卑视，蔡英文署名的“台湾之塔”真的能够“发扬光大”“前人的深刻情谊”吗？
抗日军退出苗栗后，立刻转进到彰化，及其东侧的八卦山。当时，该地守军共12营，约3600人左右。大家见时局不利，有人提议弃守，可是刘永福下令黑旗军统领吴彭年死守，并谓援兵随至。当时吴彭年的黑旗军沿大肚溪巡守，阻止日军南进。八月27日，刘永福又派援军黑旗兵四营抵彰化，义军总兵力不下五千人。
日军在苗栗集结后，即兵分两路，左队沿山路攻台中，右队走海线取彰化。彰化受刘永福命令，结合约四千名义军防守。但日军基于前车之鉴，动员所有炮兵，于29日清晨5时半，对八卦山及彰化城发动总攻击，山炮十六门与机关炮九门密集齐发，弹如雨下，民家皆焚。上午7时，日军即占领八卦山及彰化。义军虽然士气高昂，但大约只有百分之二十持有枪枝，其他人仅有山刀、番刀之类的武器，结果是损失惨重。破城后，日军纵横屠斩，见人就杀，不分老少，直至午后方封刀止杀，城内街道死尸累累，鲜血横流。据日本宪兵调查，义军尸体仅城内即多达382具，又据当时新闻报导，仅东门一地所积死尸即约620余具。
根据日军的统计，此次战役，在短短两、三小时内，日军即消耗炮弹127发、子弹27,000余发，但日军进攻苗栗两天，所耗枪弹却仅18,000余发。此一对比，可以反映当时战况激烈程度。义军黑旗军统领吴彭年、黑旗军管带汤仁贵、义军统领吴汤兴等均力战阵亡。
六、后藤新平奖
后藤新平是第二任总督儿玉源太郎时代的民政长官。儿玉兼任伊藤内阁的陆军大臣，在日俄关系恶化时，转任参谋本部次长准备对沙俄作战，长期不在台湾，后藤因此成为“地下总督”变成台湾实际的统治者。
现在日本有“后藤新平会”，是由一群“对台湾友善”的日本社会人士发起组成，其中有政府官员、金融界人士，也有作家、学者和媒体人。后藤新平的外孙、已过世的前日本参议员椎名素夫和李登辉的交情尤其友好。
2007年后藤新平150周年冥诞，后藤新平会特别筹设第一届“后藤新平奖”。李登辉的日本友人认为李登辉继承了后藤新平的志业与精神，在担任台北市长、总统期间，对台湾的现代化有卓越贡献，是台湾的代表性人物，所以决定把这个奖项颁给他。2007年6月1日，李登辉亲赴东京，接受“后藤新平会”颁证的首届“后藤新平奖”。他在致词时表示，能获颁该奖是他的荣幸，他认为后藤很有远见，能洞察百年后的先机，为台湾的近代化带来莫大贡献。他说，日本今后也需要有更多像后藤一样类型的领导人，现在大家都应该多瞭解后藤究竟做了些什么。
后藤为台湾做了些什么呢？他最出名的事迹是认定台湾人“爱钱、怕死、爱面子”，上台后即以“糖饴与鞭子”的政策，敉平“乙未战争”以来的抗日势力，利用台湾人爱面子的心理，他先以保甲制度让台湾人做“官”；再以专卖制度作为糖饴，引诱台湾士绅，达到“以台制台”的目的。在鞭子方面，后藤上任后不久，一方面藉由台湾总督府公布“匪徒刑罚令”，授权军警依法残杀抗日志士，另一方面又公布“归顺政策”，抗日义军愿意归顺者再提出“归顺叹愿书”及“归顺者名簿”，缴出武器验收后，即可由总督府分派公路开垦工作，并发给“生业补助金”。
当时活跃于台湾各地的义勇军中，北部的简大狮、中部的柯铁虎和南部的林少猫并称“抗日三猛”。1895年11月，总督府宣布“全岛平定”，北部各地十余支义民军领袖却约定于12月31日除夕，以大屯山上举火为号，各自统领数百或数千人一起行动，在翌日元旦会攻台北城。日军获悉后，立即先发制人，派出大批军警追击。在双方装备悬殊的情况下，义民军伤亡惨重，不得不遁入山区。简大狮等人集结抗日战士一千余人，在大屯山一带进行游击战，使驻扎在此一地区的日本宪兵警察不得安宁。
自林少猫在高雄后壁林战死的那一天，总督府宣布：“全岛治安完全回复”。后藤新平自己承认：自1897至1902年的六年间，被逮捕的“土匪”有八○三○人，其中有三四七三人依“法”被处死刑；另外有四○四三人则是以未经法律程序的“临时处分”而遭到杀戮。此外，根据东乡实和佐藤四郎1916年合着的《台湾殖民发达史》，自1898至1902年的五年间，经由“匪徒刑罚令”而处死者，有二九九八人，未经法律程序而被杀戮者，则多达一○九五○人。后藤整治台湾之心狠手辣，由此可见一斑！
主张“生物学原理”的后藤新平在台湾推动政务，和他以“糖饴和鞭子”政策消灭抗日义勇军一样，也呈现出高度的精准和效率。他上任不久，即于1898年公布“台湾地籍规则”及“台湾土地调查规则”，并设立“临时台湾土地调查局”。调查的结果清理出总耕地面积六十一万九千甲，比清代刘铭传丈量土地时的三十六万一千甲，增加了71％；地租税收也从九十二万圆提高至二九八万圆，增加了3.72倍，奠定了总督府财政充裕的基础。
日本人治理台湾的最大目的，是要利用台湾丰富的物产，将台湾开发成支持本国经济的力量，作为其“南进政策”的准备。因此总督府不惜投入巨资，有计划而且是全面性的开发，这和西班牙人或荷兰人的掠夺性殖民完全不同。
在日军占领台湾之初，台湾即以传染病流行而闻名。后藤知道：卫生疫病问题将直接影响日本殖民台湾的成败，因此在1896年将日本的“公医制度”引入台湾，并在三年之后设置“台湾医学校”，使新医学朝向知识系统化及体制化发展；同时发展热带医学，以协助日人适应台湾风土环境。他同时推动广泛的卫生活动，全面控制传染病；并开始进行代表改善卫生的下水道工程，使台北的下水道覆盖率成为当时全亚洲第一，甚至超过日本。
后藤到台湾赴任后不久，即兴建起巍峨的总督官邸（光复后改称“台北宾馆”），目的是要以高大的建筑物来威吓台湾人民。同时又大幅提升官舍之水准，藉以吸引有能力的日本人来台工作。1899年，台北自来水道工事已经竣工。那一年，台湾第一个现代化的金融机构“台湾银行”正式创立，纵贯铁路也开始动工。1903年，台湾首座水力发电所“台北深坑龟山水力发电所”开始兴建，两年后开始供电。他同时在台湾各个主要都市积极推展都市计划，使台湾主要都市的面貌为之丕变，展现出现代都市的风格。
后藤新平治理台湾的一切作为，基本出发点都是为了巩固日本政府的殖民统治，而不是要为台湾人民谋福利。在这个大原则的指导之下，后藤新平在产业发展方面，采用日人新渡户稻造的“台湾糖业改良意见书”，选定了在台湾原本就有基础的糖业，在他任内经由总督府公布实施“糖业奖励规则”，并设立“临时台湾糖务局”负责执行，让日本企业可以获得工厂建设补助金及生产补助金等各种金融保护，台湾成为日本人投资者天堂。
在台湾总督府的积极扶植之下，日本的三井物产及三菱商事等几家大企业进入台湾后，享受到充裕的资金援助、原料获得及市场保护，变成独占事业，同时引进新式制糖技术和经营模式，促使台湾糖业蓬勃发展。1901年总督府又公布“土地收用规则”，以公权力支持“制糖会社”，使会社能强制收买甘蔗的“原料采取地区”，大量取得大地主土地，相对的也使台湾许多农民由清代大地主的农奴，沦为日本制糖会社的农奴。
日本据台之初，国内的砂糖消费百分之八十倚赖进口。据台之后，日本人在台湾全力经营制糖业，使台湾砂糖产量不仅可以满足国内需求，而且成为世界主要的砂糖出口国之一。然而，总督府的政策是以本国的需要作为调整的准据，完全不管台湾人的利益，更刻意剥削台湾农民的血汗。所以当时民间流行着一句话：“第一憨，种甘蔗给会社磅”，道尽民间的不平和无奈。
不仅糖业如此，在“开发台湾作为南进跳板”的国策下，总督府控制一切的产业，从蔗糖开始，香蕉、樟脑、木材、煤矿、电力、交通等等，都成为日本人的独占事业，从事生产的都是台湾人，生产的成果悉归日本人，以及少数依附日本势力的御用绅士。不仅如此，日本对台湾的工资采取差别待遇，台湾人的平均工资只有日本人的一半。
七、从“民族对立”到“阶级斗争”
后藤新平推动的改革政策，使台湾原有的社会结构解体，原有的宗族制度瓦解，大多数台湾人沦为无产阶级。这样的社会改革并不能消除台湾人的抗日情绪。就执行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的殖民政策而言，后藤当然是“厥功至伟”的“头号功臣”。他后来因为“经营台湾”的特殊成就，而在日俄战争后，转任当时刚成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首任总裁，继续推行“日本帝国在南满洲之特殊使命”，为后来日本的侵华战争预作准备工作。
后藤新平离职后，台湾社会又开始涌现层出不穷的抗日斗争，像1907年蔡清琳领导的北埔事件、1908年刘乾、林启祯领导的林杞埔事件、1911年陈阿荣、张大炉、赖来在中部领导的革命运动；1912年罗福星、李阿齐领导的苗栗事件、1913年余清芳领导的西来庵事件，以及1930年发生的雾社事件，都是社会底层的民众，无法忍受日本统治阶级的压迫所发生的抗暴运动。他们或许受到辛亥革命的鼓舞，或者利用民间宗教的信仰，跟日据初期地方领袖带领的民族主义抗日并不相同。这些运动的一再发生，正足以说明：经过后藤新平以“两面三刀”的铁腕整治之后，台湾社会已经给整得民穷财尽，所谓“日治时期的现代化建设”，其实只是自欺欺人的媚日之论。
从1915年之后，台湾再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抗日事件。1918年，出身台中雾峰望族的林献堂，东渡日本，特往奈良拜访梁启超，探询中国协助台湾抗日的可能性，梁氏的回答是：“在今后三十年内，中国绝无能力帮助台湾人争取自由。应力劝台湾人别轻举妄动，遭受无谓的牺牲。”他建议应学习爱尔兰对付英国方法，与中央要人沟通，以影响总督府，不要太压迫台湾人。
梁启超这番话明白表示：台湾人抗拒殖民统治，争取自由的意愿必须依赖自己，别无他途。在日本高效率统治之下，只有以体制内的方法进行非暴力斗争，才是正确的运动路线。这番话奠下日后台湾议会请愿运动的肇始。
李登辉号称是台湾政治人物中最有“学者气质”的人，他对日据时期的台湾历史不可能一无所知。在他的极力吹捧下，绿营不仅对后藤新平奉若神明，2016年6月，“台湾之塔”落成时，李登辉也以耄耋之年，坐着轮椅到琉球去主持“原台湾人日本兵”的慰灵碑的揭幕式。在抵达琉球的晚宴上，他就猛烈批评：“中国的霸权心态，毫不避讳，展露无遗，可说是当前亚洲最不安定的因素。”次日，他又到了琉球的“平和祈念公园”，在晴空烈日下为“慰灵碑”主持揭幕式。主要仪式的进行是由李登辉全程作日语演讲，而蔡政府派驻日本的“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的谢长廷全程随侍，显示蔡政权对李登辉的支持。仪式结束时，李登辉还带领会长，用日语三呼“万岁”！这难道不是大江建三郎说过的“带来死亡的侵略军的呼喊”吗？这块号称“慰灵碑”的大石头其实只刻着李登辉所提的“为国作见证”五个字。令人困惑的是，它到底是为哪一个“国”作见证呢？李登辉衷心认同的“国”，是二次大战前的“大日本帝国”吗？它难道不是已经走入历史了吗？怎么还可能成为当前台湾人民的认同对象呢？
李登辉1999年发动教改，精心炮制“同心圆史观”，如今蔡英文政府不惜代价，千方百计地修改课纲，很明显是要将下一代台湾人的认同塑造成“奴颜媚日”的“新世代”。这种自取其辱的媚日史观除了造成下一代年轻人的认同混乱之外，怎么可能获得任何人的尊敬？
为了挽救我们的下一代，台湾的学术界有义务、也有责任响应“三自运动”，以反殖民帝国主义的“人类文明史观”，对抗目光短浅而又扭曲史实的“同心圆史观”，让年轻人认清客观的历史事实！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9年11月号，总第26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