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制宪公投”是属于人民行使“直接立法权”的创制权相比，“修宪”复决公投”则是属于复决权，是法定的“修宪”重要程序，因而也是公权力行为，而且其前提是必须由“立法院”经过严格的程序提出“宪法修正案”，而不像“公投”那样，普通选民也可发动。而且，倘“立法院”有“立委”或党团提交已经获得所有“立委”四分之一连署支持的“修宪提案”，必须先行透过程序委员会列入院会报告事项处理，然后由朝野共同协商人数比例组成的“修宪”委员会”负责审查“修宪案”。“修宪”委员会”的名额为“立委”总额三分之一加一人（三十九人），由各政党（政团）依其院会席次比例分配，并依保障少数参与原则组成之。会议须有委员三分之一出席，议决须有出席委员二分之一同意。“修宪”委员会”讨论并同意后，才算完成初审，并送交院会进行二、三读程序。全案在进入二、三读程序后，全体“立委”四分之三出席讨论，出席“立委”中的四分之三同意，才能送出“立法院”，交由“公民投票复决”。因此，整个过程就是公权力行为，而且“门槛”极高。
曾经当过“行政院长”和民进党主席的游锡堃，现在虽然是民进党的“普通党员”，但却是“立法院长”。而从上述“修宪”的第一阶段看，就是“立法院”在行使提案权。因此，他以此身份提出“修宪”绑大选”，可能说得过去。
不过，严格来说，“院长”虽然在“立法院”内的权力极大，但在整体政治体制上，却并非很大。除了是出任“国家大典”的主席，及“总统”就职交接的主持，以及参与由“总统”主持的“院际”协调会之外，就没有什么权力。而决定“公投”日期的权力，在“中选会”及其背后的“行政院长”以至“总统”，并非是游锡堃可以“话事”。
诚然，“公投绑大选”本来就是民进党的“看家本领”。二零零三年通过的《公民投票法》，是没有“公投绑大选”的硬性规定的。但争取连任的陈水扁在面对“连宋配”的强大威胁压力下，决定利用《公投法》第十七条的“窍门”，由“行政院”发动“防御性公投”，意图以“公投票”来带动他的“总统”票”当然也是以他的“总统”票”来拉动“公投票”。在此后两次公职选举，也实行“公投绑大选”，而且连国民党也提出“公投案”，以反制民进党的“公投案”。但由于当时的“门槛”很高，三次六道“公投题”都铩羽而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