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开发缺乏空间有效管控，资源环境保护面临较大压力。地方各级政府发展经济存在一定盲目和冲动，导致城镇空间和工业空间快速扩张，生态空间和农业空间受到蚕食和挤占。各地竞相发展各类产业园区、工业集中区，2018年全国共有552家国家级各类开发区，1991家各类省级开发区，还不包括数量众多的省级以下各类开发区，这些开发区占用了大量耕地甚至基本农田，对于资源环境产生巨大压力。国家自然资源部门启动了“三区三线”特别是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的划定和保护工作，但是真正实现三条控制线合理划定特别是落实保护责任和目标，仍面临严峻形势和艰巨任务。
老少边穷等特殊类型区域发展滞后，要素流失态势难以扭转。我国中西部内陆地区集中分布着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这些地区同时大多也是贫困人口集中区域，很多又属于生态敏感脆弱的退化地区，而且这几类特殊类型地区空间上存在交叉重叠，共同存在的问题是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对外开放水平相对较低，缺乏人才、技术和资金等优质生产要素，而且长期处于要素流失状态，极大地制约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尽管2020年后我国将消除绝对贫困，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但是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深度贫困问题、因病因灾因学返贫问题都对巩固脱贫成效、缩小与发达地区发展差距提出了更高要求。
城市群都市圈发展不平衡，城市分化态势日趋加剧。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三大世界级城市群产业和人口密度高，正在形成一批现代化、国际化都市圈，拥有发达的市场化水平和较强的创新能力，但同时也面临环境恶化、交通拥堵、成本上升等“大城市病”。与此相对应的中西部城市群相对发展滞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还不够高效，特别是城市间的经济联系、要素流动仍然处于低层次，城市群的集聚和辐射能力难以有效发挥。我国城市发展呈现膨胀型、生长型、衰退型、收缩型等不同态势，一些超大、特大城市面临疏解功能和人口，一些中小城市正处于吸引聚集产业和人口阶段，而一些资源枯竭型城市、老工业基地城市、边境城市、都市圈外围城市则出现人口外流，城市分化发展日益成为常态化。
乡村地区衰落难以有效控制，乡乡差距日益成为决定区域差距的重要因素。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地区长期存在人口外流，“空心村”仍然大量存在，导致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服务建设缺乏动力，同时存在承包地撂荒、宅基地闲置、集体建设用地低效的现象，进一步加重了乡村地区的功能退化和空间萎缩。我国的区域差距单纯从城市间差距来看已经不很明显，东西部的发达城市之间已经没有根本性差距，但是东西部的乡村之间却是天壤之别，乡乡差距扩大成为导致区域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