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之后，欧洲出现了全新的安全格局，但北约从未讨论过“去”的问题，着眼点都是怎么“留”。北约的转型是从向之前的对手——前华约国家——伸出“友谊之手”开始的。1991年，北约成立了“北大西洋合作理事会”，以此开展与前华约国家对话与合作，手开始伸向东欧。
如果说冷战时期，北约的扩员尚局限于西方世界内部，仍着眼于集团军事对抗。但冷战之后的扩员则具备了扩张的性质，这是由北约的政治属性决定的。作为军事联盟的北约，政治基础是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北约的目的是确保成员国的“安全和自由”，冷战结束后，北约的着眼点转向利用冷战结束带来的“和平红利”，锁定中、东、南欧国家向西方靠拢的倾向，稳固它们国内与西方相同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扩大西方的“安全与繁荣圈”，即扩大西方的阵营。如今，北约图谋的是全方位扩张，其战略转型想要涉及建立全球伙伴关系、增添全新职能、突破传统防区、开展防区外军事行动等。
转型的“黑历史”给多国带来灾难
冷战结束后，北约开始重新定位，将以地区不稳定等为代表的所谓“不确定性”视为新的“危险和挑战”，由抵御源自欧洲的传统威胁转为抵御来自欧洲之外的新威胁。从欧洲到北非、从中东到阿富汗，北约所有的军事行动都发生在冷战结束之后。
1999年北约通过的战略概念首次强调北约要“走出防区”，从“集体防御”转向防区外“干预”，这意味着北约基本确立了“可在不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的原则。其中，1999年北约悍然对南联盟发动的所谓“人道主义战争”——科索沃战争——公然违背《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绕过联合国，在没有安理会授权的前提下，对南联盟连续轰炸78天，在国际关系中创下了恶劣的先例，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严厉指责北约的单边军事行动，他强调的是，根据联合国宪章，安理会具有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这一点得到北约的明确承认，因此，安理会应参与使用武力的任何决策。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和哲学家诺姆·乔姆斯基也严词谴责北约对南联盟的军事行动，称其目的是想在这个国家“建立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社会和经济制度”。
“9·11”事件之后，北约的敌人由固定变为无形，“恐怖主义威胁”成为北约的心腹大患，反恐变为重中之重，为此，北约特成立机动能力强的“快速反应部队”，既继续承担《北大西洋公约》规定的第五条款集体防御职能，也开始执行非第五条款集体防御的军事任务，大有“哪里需要就去哪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的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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