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存小异，化大异。也就是要认识矛盾的特殊性，要抓住主要矛盾。习近平对朱立伦的讲话中，重点突出了两岸关系存在的大异为何，即为：政治互信与政治分歧。两岸长期以来没有巩固政治信任基础，导致政治分歧难于弥合。习近平在另外的场合还进一步说明：“增进两岸政治互信，夯实共同政治基础，是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关键。着眼长远，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终归要逐步解决，总不能将这些问题一代一代传下去。”事实如此，两岸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就是政治互信与政治分歧的矛盾。至于其它方面的矛盾，则有可能是小异了。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由此可知，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习近平“聚同化异”论，正是要求两岸必须共同捉住主要的矛盾。
第三，把阻碍同的小异遏制在成为大异的转化过程中。也就是要把握矛盾的主要和次要的方面互相转化关系。习近平这一段论述，是精辟的注解：“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两岸关系存在的很多问题一时不易解决，这也不要紧，我们共同努力解决，但不应让它们影响两岸同胞发展关系、合作交流。”这些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又是什么呢？⑴是暂时的不要紧的问题。⑵是次要的矛盾。但是，不应让它们影响两岸关系这样的说法，就是要把两岸现存的次要矛盾控制好，绝对不能又转化为重要矛盾，使得原有的主要矛盾更加突出。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这样论述矛盾的特殊性：“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须在其联结上、在其总体上去看，而且必须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由此可见，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
习近平“聚同化异”论，就是要求两岸一起把握好矛盾的发展变化规律。
习近平“聚同化异”论长期使用于国际关系中，但是，在两岸关系中用得还是比较少，究其原因，两岸关系目前仍然处在反复期，台湾政党轮替周期导致两岸难于进入求同存异阶段，因而“聚同化异”的运用时机还有待发展与成熟。然而，习近平“聚同化异”论已经在大陆一方开始实践，必然对今后的两岸关系发挥越来越大的决策影响。
三、两岸关系与“聚同化异”
习近平“聚同化异”论不是凭空而来的，其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阶段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成果。
200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在北京举行正式会谈，会谈后国共两党发布了《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与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会谈新闻公报》。这是60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首次举行会谈，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胡连会达成五项共识：⑴促进尽速恢复两岸谈判，共谋两岸人民福祉。⑵促进终止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⑶促进两岸经济全面交流，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⑷促进协商台湾民众关心的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⑸建立党对党定期沟通平台。此后至2013年，胡锦涛与连战会面达12次之多。
2008年至2016年，马英九国民党赢得选举，重新执政。在国民党之后执政的8年中，胡连会五项共识，除了第二项之外，其它4项都基本完成与正在构建中。至此，和平发展的形势与和平发展的理论，都进入了创新期。到了蔡英文民进党夺取政权之后，两岸关系何去何从？和平发展何进何退？从中共与大陆方面来说，更是有待新的理论与新的实践。
民进党蔡英文执政至今，因为坚拒“九二共识”，导致原来两岸之间的由国共共同构建的政治互信基础被破坏殆尽，原来两岸不断在缩小的政治分歧，又重新被扩大，被撕裂。故此，在这样的两岸对峙对抗阶段，在两岸政权体系之间，别说“聚同化异”不可能，求同存异也不可能，和而不同也不可能。因为出现了这样的问题：⑴对于两岸分裂之主张，大陆绝对不可能和此而不同。⑵对于台独主张之异，大陆绝对不能求同存此异。⑶如是，“聚同化异”就必须暂时搁置。
习近平早就描述了这样的两岸危机：“九二共识”对两岸建立政治互信、开展对话协商、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果两岸双方的共同政治基础遭到破坏，两岸互信将不复存在，两岸关系就会重新回到动荡不安的老路上去。我们常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我们始终把坚持“九二共识”作为同台湾当局和各政党开展交往的基础和条件，核心是认同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只要做到这一点，台湾任何政党和团体同大陆交往都不会存在障碍。
习近平的话清楚地表明，没有一个中国之同，两岸关系政治之异就会成为摧毁一切之同的主要矛盾。
怎么办？两岸政治关系就理所当然进入了斗争期，通过斗争转变矛盾，转变异同。然而，在两岸关系中的民间层次，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乃至“聚同化异”，都应该是不离不弃的哲学思考。
习近平说：“台湾同胞因自己的历史遭遇和社会环境，有着特定的心态。我们完全理解台湾同胞的心情。熨平心理创伤需要亲情，解决现实问题需要真情，我们有耐心，但更有信心。亲情不仅能疗伤止痛、化解心结，而且能实现心灵契合。我们尊重台湾同胞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也愿意首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历史不能选择，但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开创。”在另一个场合，习近平指出：“我们所追求的国家统一不仅是形式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我们理解台湾同胞因特殊历史遭遇和不同社会环境而形成的心态，尊重台湾同胞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愿意用真诚、善意、亲情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理距离。同时，台湾同胞也需要更多瞭解和理解大陆13亿同胞的感受和心态，尊重大陆同胞的选择和追求。”
这两段话，深刻地表述了习近平在关于异与同的方面，对台湾同胞的多重并举思维。
第一，尊重历史差异。这个差异是既有的存在。习近平说过：“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因为历史而存在的台湾特定社会心理，也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必须正视，不可无视。这就是存异之意。
第二，尊重社会心态差异，但是，这个差异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可以通过方式方法拉近的，也就是可以化异的。
第三，尊重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差异。台湾同胞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没有什么必要去否定之，和而不同即可。“一国两制”方针就是确定台湾的社会制度与大陆的社会制度可以共存，没有要用一个取代另外一个的意思。
第四，在存异上求同，在聚同上化异。“历史不能选择，但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开创”，习近平还说过：“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两岸关系存在的很多问题一时不易解决，但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有着共同的血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连结、共同的愿景，这是推动相互理解，携手同心，一起前进的重要力量。”这其中的四个“共同”，来自历史，也来自现实，更是连接未来。所以，这四个“共同”，实际上包含了和而不同之同、求同存异之同，更是彰显了“聚同化异”之同。有了这四个同，就能够让两岸同胞化解心结、迎接超越差异的未来。
不过要强调的是，如前所述，在重大的政治原则方面，习近平是不赞同尊异的。因为一旦尊异，就有可能陷入“一边一国”、“两个中国”的分离主义思想陷阱中，在两岸关系中变成无为而治，更加突出了两岸关系中的主要矛盾。
四、“一国两制”方针与“聚同化异”
“一国两制”是求同存异思想的结晶。如果没有周恩来力倡及推行的求同存异思想，没有中共长达数十年的求同存异实践，就没有可能诞生、形成并在港澳地区率先落实“一国两制”。
但如果用习近平“聚同化异”论去重新认识“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当有新悟！
“一国两制”方针既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方法，又是两岸统一之后的具体政策安排。“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简称。“一国两制”指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国家的主体实行社会主义，香港、澳门和台湾实行资本主义。是共产党为解决祖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问题以及在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中国主权的问题而提出的基本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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