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美国和俄国也曾经参与到列强的全球殖民竞逐中，但因为晚来一步而失了先机，在全球殖民版图中未能占据有利位置。客观形势迫使他们开发出更新的国家形态和方略。美国进一步完善了“市场资本主义”。由于“市场资本主义”只要求其他国家开放市场，不寻求对落后国家的占领或殖民，因而比西欧列强奉行的“殖民资本主义”遭遇更小阻力，得到的国际支持多，美国的战略优势不断累积。俄国则干脆在国内革命大潮中建立了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
美式“市场资本主义”更强调“市场”的力量，“苏联社会主义”更强调“政府”的作用。无论是“美式资本主义”还是“苏联社会主义”，都是对现代国家内部如何处理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要素之间关系的一种制度性安排，都源于世界现代化发端地区——主要是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思想家的理论探索和各国在实践中的经验总结，是对现代国家形态和治理方略的一种优化完善，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现代国际秩序的发展演进。因此，客观地说，当时两国的国家形态都有先进性，这是美苏两国能在二战结束后各树一帜、拥者甚众、对世界分而治之的基本背景。
过去好不等于现在好。尽管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建立之初是很先进的国家形态，并在转向社会主义之后取得非凡成就，但它毕竟在如何治理好现代国家方面缺乏从善如流的气度和自我革命的自觉。苏联过于强调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全能型、决定性作用，完全拒斥市场的功能，违背了建设现代国家的基本规律。而且，由于苏联经济过于倚重能源行业，在初步实现工业化后，进一步完善经济结构的动力显着减弱了，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创新也越来越缺乏发育环境和激励机制。政府权力过大又不可避免地引发腐败、低效和等级化，社会层面的不满难免越来越大。这才是苏联无法抵御美国政治战、最终在战略竞争中败下阵来的深层原因，也是当苏联的最后一面国旗缓缓降下时全国上下竟冷眼以对、无动于衷的原因所在。换言之，苏联在与美国战略竞争中的失败，根本原因不在于美国做了什么，而在于苏联没做什么，在于它的国家形态和治理方略未能与时俱进而大大落后了。
由此自然过渡到第二个问题，即中国与前苏联的本质区别。
这种区别首先体现在两国对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处理上。苏联只强调政府的作用而忽视市场的力量，是一个完全按指令行事的计划经济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中国构建的现代国家形态的显着特征，则是兼顾了政府和市场。在经过新中国建立后30年努力、总体巩固了国家的独立自主地位之后，中国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开始大胆拥抱市场经济，逐步探索出既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种国家形态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是一种更能适应百年变局、更能兼顾效率与公平、兼顾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的更加先进的现代国家形态。
这种区别还体现在对军事与民生之间关系的处理上。为应对冷战需要，苏联奉行的是重军事轻民生的发展战略，重工业很发达，军事力量很先进，国家看起来很强大，可是老百姓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政治合法性得不到保证，政权基础自然就不牢固。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始终将改善人民生活放在首要位置，以此为牵引推动相应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政策优化，从而始终保证了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衷心拥护。
改革还是僵化，也是将中国与苏联区分开来的重要方面。面对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凸显的国家治理困境，苏联并没有通过改革尽早革除积弊，重建国家治理体系的平衡；等到戈尔巴乔夫仓促推进改革之际，国家治理体系的失衡已经积重难返，不合时宜的改革反而加速了苏联解体。中国也曾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遭遇前所未有的治理体系失衡。面对这一局面，中国领导层高瞻远瞩，果断推进了政治、经济、社会领域全方位改革，通过几十年持续努力，“改革”已成为中国社会最大的战略共识；通过不断的自我革命持续优化现代国家形态，乃是中国治国理政的根本精髓。
将中国与苏联区分开来的还有在“争霸”问题上的不同态度。为凸显自己高人一等的国际地位，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作风时不时地就要表现出来；为与美国争霸，苏联在面对美国发动的军备竞赛时只能咬着牙硬扛。而中国坚定奉行和平发展战略，明确宣称再强大也不称霸，而且表现出越发展越谦逊、越强大越有责任心的行为特征。中国在对外战略领域的奋发有为积极进取，完全是因为国家利益拓展到了那一步，因而并不存在“战略透支”风险。
与西方世界的融合还是隔绝，更是中国与苏联的根本区别。苏联奉行的是形而上学的国家安全观，片面强调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泾渭分明的地缘势力边界。这使得苏联的国家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明显区分开来，为美国集中攻击苏联的短板提供了机会。中国则奉行辩证统一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兼顾本国与他国的共同利益与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发展模式和深度融合的利益纽带，使得对中国国家利益的任何损害和对中国对外关系的任何破坏，都成为对包括美国和美国的盟友在内的各国共同利益的损害和对世界整体和平稳定的破坏。
基于这种中苏对比，对第三个问题的思考路径也出来了。我们可以说，当美国对中国发动政治战时，它将面对与对苏政治战截然不同的战略环境。左右为难、使不出全力，将是美国对华发动政治战时的突出困境。这种困境可以形象地概括为“想打打不得”“想脱脱不得”“想统统不得”“想联联不得”。
特朗普政府用关税手段向中国施压，表面上压缩了中国输美商品的利润空间，实则为这些商品价格上涨买单的却是美国消费者，美国股市的表现也随着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的反复无常而颠簸起伏。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十分凶悍，却不得不时常关注美国消费者的脸色，陷入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窘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想打打不得”的原因所在。
美国有些人也在谋划着和中国经济“脱钩”，从而能像当年对付苏联那样放手打压中国。可是他们既忍受不了全球产业分工的剧烈震荡，又割舍不下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所以才出现了一边嚷嚷着和中国脱钩、一边在贸易谈判中不断要求中国购买美国商品、扩大中国市场对美开放的奇怪情形。这是“想脱脱不得”。
而且，要发动政治战，国内协调是关键。美国国内在中国对美构成重大挑战方面似乎达成某种共识，可是在如何应对中国挑战的问题上意见不一，因为背后的利益诉求是不一样的。加之国内政治恶斗，要在国内形成协调的对华行动，短期内或许可以，若要长期坚持的话，内部恐怕会出现分化。鉴于中国与世界各国利益深度捆绑，一心推动的是与各国共同发展，且中国没有任何称霸企图；美国想要像冷战时期那样，在国际上联手盟友和其他国家一起给中国制造麻烦，不仅不太容易，甚至可能破坏本已不牢的盟友关系。这就是“想统统不得”和“想联联不得”的原因所在。
除此以外，关于美国对华政治战为何将处处受制、无法达到预期效果，还有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那就是：特朗普时代的美国也已不是里根时代的美国了。这是我们对第四个问题的思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