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与提供资金的部门和接受援助的国家组成了一个合作与互相支持的三角关系。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的资金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提供资金的部门，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另一个来自联合国正常预算。我们这个部给接受援助的国家提供资金时完全是根据各国的需要，没有任何附加的政治条件。这种三角关系保证了我们的援助对各国都是完全公平的，政治上是中立的，没有任何谋利的目的。我们的部很受发展中国家欢迎，但并不太受发达国家欢迎，因为我们的资金是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而来，这两个机构的资金很多都由发达国家提供。发达国家一般不喜欢提供无条件的援助。在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包括日本都很愿意拉拢发展中国家，帮助他们和社会主义阵营进行斗争。这样，技术促进合作发展部就有机会发展成长。但等冷战一结束，西方发达国家对技术促进合作发展部的支持就很快削弱了，而且渐渐变成公开的反对。
另外，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部门，它很少直接举办会议。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大使们都不太了解我们的部，尽管有时他们的国家是我们这个部的直接受益者，当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受到发达国家代表的攻击时，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却很少站起来声援这个部。我到达联合国后很快认识到，我必须考虑一个全面的战略来面对当时这种境况。
当时最紧急的任务就是把局势稳定下来，而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集中精力取得发展中国家的广泛支持，这其中中国的支持是最关键的。另外，我还必须努力使一些对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持反对意见的发达国家从反对转为中立。与此同时，与为我们部提供资金的部门，主要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还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建立和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也是非常必要的。
我的第一步就是要争取中国代表团的完全支持。当然，我不能被认为是向中国政府寻求指示。作为一名国际职员，我们只能向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作出的决议和决定负责。我到联合国办公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签字保证，在我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期间，除了服从联合国和联合国秘书长之外，我既不寻求也不服从任何国家与组织的指示。但是我按照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大会的决定工作时，特别是我自己在担任联合国专门管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的领导时，我有责任就怎样更好地完成工作讲出自己的想法，我也有责任向联合国的成员国寻求对我想法的支持，而这些成员国当然就包括了中国。所以，我有几次和李道豫大使和他的继任者李肇星大使以及他们的助手们交谈，寻求他们对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的支持，这并不算违反我上任时作出的保证。这两位大使和他们的副手们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还和我交换意见，讨论用什么方法使我的计划成为现实。他们也和其他国的大使做过一些交谈，向这些大使解释为什么要支持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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