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继续施加压力要实施他们所谓的后续安排。根据这个安排，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为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提供的资金分成两类：一类是所谓“规划层次的技术支持”，即TSSl；另一类是所谓“项目层次的技术支持”，即TSS2。划分两类的结果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为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提供的资金实际上大大减少，这种两个部门之间的拉锯战的最终结果是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输掉。
我们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关系也有类似的特点。像德瑞伯一样，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主席萨迪博士，一位巴基斯坦女士，在我刚到时对我表示热烈欢迎，还两次请我去她家吃饭。在我从联合国退休后不久，一次突然患上急性出血性坏死性胰腺炎，在北京301医院住院时接到她写给我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祝我早日康复。尽管如此，当时她还是要占领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关于人口问题的一切阵地，而且其采用的手段比德瑞伯还要狠。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非常不同了。它的负责人是美国人格兰特先生，他是在北京协和医院出生的，非常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他中文说得很好，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有好几个项目是在一起做的。在任何时候遇到问题时，我们都合作得非常好。我们也一起举行了好几次大的会议，包括1994年在北京的一次会议，那次会议上高级政府官员和国际专家一起讨论处在经济过渡期的国家怎样建立社会安全网，尤其是怎样保护儿童的基本需要。中国政府非常重视这次会议，李鹏总理、李岚清副总理都接见了格兰特先生和我，还有我们高层的同事。我们两个部的关系一直保持得很好，即使在1995年他不幸去世之后，这种良好关系还一直保持下去。可惜，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的大多数任务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主要关心的问题没什么关系，这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为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提供的资金就相当有限。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这个部当时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如果没有当时联合国的审计官、后来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先生对我的大力支持，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很可能早就被瓜分得四分五裂。安南是加纳人，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了30多年，对联合国里里外外的情况都非常熟悉，同各方面的人事关系也很好，我一到联合国就注意同他密切合作，我们常互相请客，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友谊。安南作为审计官时，曾多次从经济核算的角度，向当时的秘书长和各国大使说明为什么应该加强而不是削弱，更不是取消我们的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
我对形势作了一个综合考虑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发达国家把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当做眼中钉肉中刺，下决心或者把我们全部取消，或者把我们尽量边缘化。布雷顿森林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是公然鄙视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这样一个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真正的、无条件援助的机构。另一方面，不管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做什么，他们都无力改变这种局面。用我朋友比尔·德瑞伯的话来说就是“钱会说话”，就是中国谚语讲的有钱能使鬼推磨。我因此觉得，假如我们继续这样边打边退，我们这个部或者被瓜分，或者消失在什么大的基金机构或大的研究组织中去。而唯一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真正的、无条件援助的方法，不是继续试图保住我们这个不断被削弱、被缩小的部，而是从防守转向进攻，因为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照西方的说法，就是按丛林法则，或者吃别人，或者被人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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