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次分明。“一国两制”从政治上来讲，先有一国，才有“两制”。“‘一国’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固才能枝荣”。〔12〕“‘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实行社会主义……主体是很大的主体……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的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13〕。从法律上来讲，宪法和两个特区的基本法共同构成“一国两制”的宪制基础。2013年以前，中央并未特别强调宪法在香港的法律地位，如十八大报告的表述仍为“中央政府将严格依照基本法办事”，然而，随着2013年香港政改争议的白热化，中央感觉有必要“正本清源”，开始有意识地在港澳树立宪法的权威，明示中央对特区拥有全面管治权。2014年6月，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指出，“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是国家对某些区域采取的特殊管理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此后，“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维护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等提法成为“标配”。无论是中央措辞的变化，还是一些具体实践如述职座次的调整、中央宣讲团赴港澳宣讲十九大等，都传递出上下隶属的关系，即港澳是中央政府辖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特区政府享有中央政府赋予的高度自治。
刚柔并济。治理港澳须严格依法办事，法律有其刚性原则，但治理要有怀柔和亲民之心。习近平主政以来，一方面强调要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另一方面则心系港澳特区的长远发展、民生福祉。习近平强调，港澳要树立国家意识，要与内地“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14〕。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宪法和基本法权威，通过港澳地区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行为，都是对底线的碰触，应受到法律的制裁。近年香港“独立”、“自决”势力的冒起，“旺角暴乱”、立法会宣誓侮辱国家等激进行为的发生，都是法律不允许的，特区政府已依据现有法律一一进行了追究。如果说法律的刚性约束是钱币的一面，那钱币的另一面则是柔和亲民。将心比心，给予港澳充分的尊重，关心港澳的长远发展、市民福祉和社会和谐，并以港澳社会能接受的方式传递这份尊重与关心。习近平一直鼓励香港特区政府“始终聚焦发展这个第一要务”，〔15〕谋发展、保稳定、促和谐；澳门特区政府“坚持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察民情、知民需、解民忧、纾民困”，〔16〕推动澳门走经济适度多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习近平指出，“一国两制”包含了中华文化中的“和合”理念，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国智慧，在实践过程中，也要“求大同、存大异”。“从中央来讲，只要爱国爱港，诚心诚意拥护‘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不论持什么政见或主张，我们都愿意与之沟通。”〔17〕
立足长远。习近平一直强调实施“一国两制”的长期性，这个“长期”虽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但至少是三十年。有意思的是，三十年之后，也恰是邓小平当年“五十年不变”的时间节点。邓小平曾解释为什么“五十年不变”，“中国要真正发达起来，接近而不是说超过发达国家，那还需要三十到五十年的时间。如果说在本世纪内我们需要实行开放政策，那末在下个世纪的前五十年内中国要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准，也不能离开这个改策……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符合中国的切身利益的。所以我们讲‘五十年’，不是随随便便、感情冲动而讲的，是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的需要。”〔18〕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绘就未来三十年的蓝图，也就是到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战略目标与当年邓小平讲的“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准”是一致的。本世纪中叶，既是我们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的时间点，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时间点，在这个过程中，坚持“一国两制”是题中应有之意。因为“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19〕。因此，习近平的港澳治理政策是管长远、管根本的，与中国未来的发展紧密结合。
共同发展。如果说在香港回归初期，两地关系延续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内地靠香港引领的状态，那2003年面对“非典”疫情、香港经济的不景气，中央与香港签署CEPA，开始向香港“输血”及后来送各种形式的“大礼包”，两地关系看上去是“香港靠内地”。而现在，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大背景下，港澳与内地要达至和衷共济、并船出海、共同发展的状态。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在国家发展战略的统等安排中，“两制”之间不是互相消耗、互相对立的，内地与港澳之间的关系也不是“零和”、“各管各”的；而是互相藉鉴，优势互补，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恰如歌曲《狮子山下》所唱，“既是同舟，且共济，抛弃区分，求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
（二）主要内容
习近平港澳治理思想伴随着港澳“一国两制”的实践仍在不断丰富、发展中，但大体而言，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两制”方针将长期坚持，不会变、不动摇。习近平在2012年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就明确表示了“三个不会变”，“三个一如既往”。〔20〕此后，该论述简化为中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两点，一是坚定不移，不会变、不动摇；二是全面准确，确保其在港澳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是因为“一国两制”二十年来的实践是成功的，它不仅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澳门问题的最佳方案，也是港澳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这不仅是中国人自己的评判，国际社会也承认“一国两制”的成功。〔21〕“一国两制”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是实现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符合香港、澳门整体和长远利益，符合外来投资者利益”；“继续推进‘一国两制’事业，是中央政府、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包括港澳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使命，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我们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和决心都绝不会动摇，我们推进‘一国两制’实践的信心和决心都绝不会动摇！”〔22〕
“一国两制”在实践中难免遇到困难，要坚定信心、创新发展。“一国两制”是一个伟大的构想，作为一种政治表述、一个法律概念尚且简单，但若转化为具体的治理体系、管治方案，则充满了挑战。从理论到实践，本身就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一国两制’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实践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是正常的”。〔23〕“一国两制”实践中的困难可能来自多方面：有些属于因“一国两制”本身存在的张力、基本法制定时难以照顾周全，需要通过人大常委会释法或决定逐步完善，有些属于实践过程中出现偏差，令其变形、走样；有些是特区本身发展带来的，有些是周边或世界形势变化造成的；有些是经济方面的，有些是政治社会方面的，还有的问题历史成因复杂，互相交织、互相影响；……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困难，都需要中央和特区政府本着务实的态度、创新的精神认真研究、解决。
正是意识到这些明面的及潜在的困难，习近平在多个场合为特区政府加油鼓劲，并有针对性地予以指点。2014年习近平在视察澳门时，提出“不断提高特别行政区依法治理能力和水准”，“统筹谋划，积极推动澳门走经济适度多元可持续发展道路”等四点希望；〔24〕2014年香港“占中”和平清场后，习近平指出，“香港政制发展应该从本地实际出发，依法有序进行；应该有利于居民安居乐业，有利于社会繁荣稳定，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希望香港各界从国家根本利益和香港整体利益出发，广泛凝聚共识。维护社会安定，推动经济发展，珍视法治环境，确保香港在‘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规定的轨道上稳步前进。”〔25〕2017年习近平在视察香港时，对港人讲了“三个相信”，即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国家。“前人用超凡的勇气探索和突破，后人要以坚定的信念实践和发展。前进道路并不平坦，但我们实行‘一国两制’的初心不会改变，决心不会动摇。”〔26〕总之，港澳治理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需要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的细微调整。我们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规律，开拓创新，“既要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地建设好，也要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建设好。”〔27〕
“一国两制”实践要坚守法律底线。法即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依法治港治澳，就是要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来办事，大至处理中央与特区政府间关系，小至香港内部的管理，均要合法合规。基本法第八章规定了本法的解释和修改，如果实践中遇到需要释法或修法的情况，也要依照相关规定来做。无视法律规定，突破法律底线的做法是不允许的。尤其是香港作为法治社会，长期以来法治观念深入人心，维护法治就是维护香港“一国两制”实践。
1997年香港的回归、1999年澳门的回归带来宪制秩序的巨大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特别行政区制度设立的法律渊源。基本法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法律化，为“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实践提供了法律保障。按照基本法的规定，“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横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除与本法相抵触或经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28〕“澳门原有的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除同本法相抵触或经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或其他有关机关依照法定程序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29〕在落实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时，要把中央依法行使权力和特别行政区履行主体责任有机结合起来；要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要加强香港社会特别是公职人员和青少年的宪法和基本法宣传教育。〔30〕这些都是“一国两制”实践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维护香港、澳门法治的应有之义。
“一国两制”实践要筑好“人心工程”。以民为本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基。实践“一国两制”，同样需要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习近平在论述“一国两制”的过程中，多次流露情系人民与民族、情系港澳同胞的深情。在香港第五届特区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谈到了中国近代以来饱受的民族屈辱和人民的悲痛，谈到了改革开放带给中华民族的崭新局面以及香港回归20年来依托祖国、面向世界、益以新创，不断塑造现代化的风貌，抚今追昔，更需要继续建设好国家，建设好香港。〔31〕在会见香港和澳门行政长官时，强调特区政府要集中精力谋发展、促和谐，解决好民生问题。让香港居民安居乐业，满足港人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让澳门居民“分享发展成果，改善生活品质，提高幸福指数”。〔32〕不仅两个特区政府要对居民福祉尽力上心，内地在出台有关港澳的政策措施时，也要做到“心中有民”。“不仅要有利于促进港澳经济发展，而且要有利于促进港澳民生改善，不仅要有利于港澳工商界投资兴业，而且要有利于增进普通港澳市民的福祉，特别是有利于年轻人拓展发展空间，中央政府有关部门要继续出台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学习、就业、创业、生活的政策措施。”〔33〕
争取民心的工作还与青少年的教育培养密切相关。迄今香港已回归21年，澳门回归近19年，也即回归当年出生的孩子已然成年，有的还具备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青年一代对国家的观感与认识，对港澳政治、社会的看法直接影响到“一国两制”的实践。“要把我国历史文化和国情教育摆在青少年教育的突出位置，让青少年更多领略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更多感悟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发奋图强的光辉历程，更多认识新中国走过的不平凡道路和取得的巨大成就，更多理解‘一国两制’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在联系，从而牢牢把握澳门同祖国紧密相连的命运前程，加深民族自豪感与爱国爱澳情怀，增强投身‘一国两制’事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34〕让爱国爱港爱澳的传统代代相传，保证“一国两制”事业后继有人。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坚持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澳力量，增强香港、澳门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让香港、澳门同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
三、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港澳治理思想，不断把“一国两制”事业推向前进
新时代“一国两制”实践伴随着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习近平港澳治理思想将随着实践的丰富不断发展，指导“一国两制”事业不断前进。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分两个阶段来安排未来三十年的时间：第一个阶段，从二O二O年到二O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O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值得留意的是，本世纪中叶的时间点，与港澳“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时间点基本重合，意味着港澳未来三十年“一国两制”实践将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相互交织，互有影响。
（一）深入理解并坚持“一国两制”，为“后一国两制”时代做好准备。
“一国两制”的实践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受到国内外复杂因素的影响，难言一帆风顺。我们应充分认识到实践的艰巨性，做好迎接和处理各种各样的矛盾、困难、问题的准备。尤其是今后三十年的实践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重迭，内外压力空前，还需谨防有些问题在港澳与内地发生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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