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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波折不断、摩擦频仍的阶段。 |
中评社╱题：“‘修正主义战略对手’：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及策略调整” 作者：信强（上海），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自唐纳德·特朗普于2017年1月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其特立独行甚至有悖常规的政策理念和决策行为，加之其本人及其决策团队对中国崛起的负面认知和消极预期，导致美国对华战略出现了结构性调整，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美国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并据此采取了一系列与之相匹配的对华政策，使得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性甚至冲突性因素被急剧放大，也令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波折不断、摩擦频仍的阶段。
一、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的深层动因解析
中国在过去数十年间的高速发展以及取得的重大成就，使得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各个领域的影响力均得到显着提升，也因此引起了美国战略界的高度忧虑。随着特朗普入主白宫，美国决策精英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势的预期逐步发生重大改变，并据此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更富对抗性的政策。究其原因，主要源自以下几方面因素。
首先，是源于对美国政治现实的挫折感。随着特朗普的上台，美国政治极化现象不断加剧，政党恶斗导致的“治理失灵”问题日趋严重，对外政策的反复无常令美国的政治信誉一再受损，加之特朗普因个人私德问题而丑闻不断，“通俄门”调查疑云重重，其诸多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更是在国内屡屡引发争议，使得多年来自视美国为“山巅之城”的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对美国政治制度的缺陷、国家治理效率的低下等问题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冷战结束后一度盛行的以“历史终结论”——即欧美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一切人类政治文明前行的最后终点——为代表的自信和自负，也随之遭到了严重削弱。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于美国未来发展的前景则深感迷茫，例如，美国多家主流民调机构近年来所举行的多项民意调查均显示，长期以来美国民众对特朗普的支持率均徘徊在40%左右，对政府的满意度则只有35%左右，甚至一度低至14%，更始终有约65%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走在错误的发展道路上。诚如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4月17日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时所指出的：如今的美国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传统的开放、自信、乐观的美国了。①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挫折感为特朗普政府在内政外交政策领域的一系列过激反应提供了重要动因。
其次，是源于对中国崛起的危机感。中国崛起的速度之快、力度之强、影响之大，可以说远远超乎美国的想像。与此同时，美国在综合国力方面的相对优势在逐渐缩小亦是不争的事实。一个在政治、社会、文化和价值观领域“异质”中国的迅速崛起，引起了美国决策精英前所未有的深刻的危机感。时至今日，美国朝野各界普遍认为中国在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利用美国的“宽容”、“软弱”甚至是“失误”，获取了巨大的利益，实现了自身的崛起，甚至令中美关系业已成为“事实上的朝贡关系”（a de facto tributary state to China）。②与此同时，美国认为数十年来其对华战略的基本假设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即对华接触和发展经贸合作的政策，并没有使中国朝着美国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也未能将中国成功地纳入到美国制定和主导的亚洲安全、政治和经济秩序框架，反而使中国巩固了共产党的统治和“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更有甚者，在美国部分鹰派人士看来，“依靠”美国的“支持和帮助”而日渐壮大的中国不仅不知“感恩”，反而在各个领域发起对美国的挑战，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了全方位的威胁。因此必须及时采取行动，以“亡羊补牢”，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围堵和制衡，以免中国进一步崛起后彻底颠覆美国的霸权地位。
第三，是源于应对中国“苦无良策”的焦虑感。事实上，在奥巴马执政后期，美国已经开始将中国视为未来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主要挑战者。“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出，以及美国积极介入中国与周边部分国家在东海、南海的领土主权争议，借机加强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和前沿威慑，对中国进行制衡和围堵的种种举措，本身便是这一对华战略认知的反映。早在2015年5月，美国颇具影响的外交关系委员会便发表题为《修改美国对华战略》的报告，直言中国在目前和未来几十年内都将是美国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此美国应当改变对华大战略，制定更加统一的策略，从此前的支持与合作，转变为施压和竞争。以长期应对不断增长的中国国力。③只不过由于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以及叙利亚内战的不断延烧，导致美俄关系严重恶化，同时也令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制衡力度大打折扣。而在特朗普上任后，将中国认定为美国长期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战略对手”（strategic adversary）已经日益成为美国政界（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军界、商界、学界、舆论界的广泛共识。与之相伴随的则是，美国认为此前以“接触战略”为主轴的对华政策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甚至已经“失败”，必须重新思考和确定新的对华战略。④但是随着美国综合国力的相对衰落，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优势已经大大缩小，加之中美两国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业已形成史无前例的相互依赖，以及美国在一系列地区和全球问题上需要中国的合作与支持，如此种种，使得美国战略界迄今为止仍未找到一个可以替代“接触战略”的新的战略框架，这种“发现问题”但却又“苦无良策”的困境，使得美国对华战略焦虑感不断上升。
二、“修正主义战略对手”：对华重新定位及策略调整
在上述多种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尤其是基于对中国内部发展走向、对外战略意图的普遍误读和严重曲解，特朗普政府开始重新对中国予以“战略定位”，并尝试对既往的美国对华政策框架进行调整，在几乎所有政策领域推行更为咄咄逼人的政策举措，对中国展开“全面反击”，也使得中美关系进入一个艰难的“战略调整期”。
首先，在战略上以中国作为“修正主义战略对手”进行顶层设计。如何对崛起的中国重新进行“战略定位”，攸关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层面的顶层设计，也决定了美国对华具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发布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战略竞争对手”，与俄罗斯一样图谋改变国际秩序现状的“修正主义国家”，试图“挑战美国的实力、影响和利益，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并“建立一个同美国的价值与利益相对立的世界格局”。该报告将“野心勃勃”的中国与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的“流氓政权”，以及企图对美国发动攻击的国际恐怖组织，列为美国面临的三个主要挑战。⑤时隔不久，2018年1月19日，国防部出台了全新的《国防战略报告》，报告指出“国家之间的战略竞争——而并非恐怖主义——是现在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注点”。再次点名中国、俄罗斯是美国的“首要竞争对手”，美国必须重建在军事上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优势，遏制他们挑战美国和美国的盟友，或者试图推翻二战之后运行的非常顺利的国际秩序。⑥2018年1月31日，特朗普在其上任以来的首份国情咨文演说中再次宣称：“在全世界，我们面临流氓政权、恐怖集团和中俄等竞争者对我们的利益、经济和价值的挑战。”在毫不隐晦地把中国与“流氓国家”及恐怖集团并列为美国的威胁的同时，特朗普声称：“面对这些危险，我们知道，软弱肯定会导致冲突，而无可比拟的实力才是保卫自己的可靠途径”，呼吁美国必须为其面对的大国竞争的新时代做好准备。⑦2018年2月2日，美国政府在时隔8年之后再次正式公布新版《核态势评估报告》。该报告与此前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及《国防战略报告》一脉相承，充斥着大国对抗的战略思维，声称自2010年以来，“国际安全环境持续恶化”，随着中、俄、朝鲜、伊朗等国试图扩大其影响力，“国家之间的战略竞争已成为国际环境的基本特征”，导致美国所面临的核战略安全环境显着恶化，来自潜在敌人的核威胁日益明确。⑧4月26日，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2019财年军事预算听证会上，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重申：2018年国防战略为美国提供了明确的战略方向，即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长期的战略竞争，而不是恐怖主义，现在是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焦点”。⑨从上述一系列战略报告和高官的政策表态中，可以看出特朗普政府对此前数十年间美国安全和外交政策的“重大反思”，可谓是一次战略性“顶层设计”的集中体现，标志着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心重归以零和博弈为特征的、传统的大国地缘政治博弈中，换言之，美国已经准备好进入一个以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的“大国竞争时代”。
其次，在军事领域强化针对中国的军备竞争。面对近年来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迅猛发展，尤其是随着中国首艘国产航空母舰以及055型万吨级导弹驱逐舰的下水，以及东风-21D和东风-26反舰弹道导弹的入列和成军，推动了中国远洋海军的不断壮大，也使得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遂行“区域拒止/反介入”作战能力日趋成熟。面对这一情势，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国视为在军事领域的首要假想敌，并开始有针对性地发展美国的军事力量，以保持在军事领域对中国的绝对优势。例如五角大楼在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中明确指出：目前美国国防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军事优势正在被俄罗斯和中国侵蚀，如果不解决，最终可能会破坏我们遏制侵略和胁迫行为的能力，危害我们寻求与同盟所共同设定的自由开放的秩序”。⑩《核态势评估报告》则指责中国不断扩充壮大核武库，发展新型现代化核能力，认为中国准备灵活运用核武器，配合常规军力实现威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挑战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目标。2018年3月6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尼尔·科茨（Dan Coats）和国防情报局局长小罗伯特·阿什利（Robert Ashley）在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指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计画包括发展对可能在西太平洋部署或作战的敌方部队进行远端打击的能力。中国正在利用日益增长的实力来维护对东海、南海和中印边境地区的主权声索。”并且认为随着中国军事改革的实施和深化，将“增强解放军在远离中国大陆的地方进行联合作战以及应对短程、高强度地区冲突的能力”，在未来，中国“日益致命的联合作战能力”将使美国和盟国军队在远离中国大陆的地方陷入危险。⑪4月25日，新任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菲力浦·大卫森（Philip Davidson）在指责中国“已经能够控制南海”并“实施外空和网络空间军事化”之际，也公开表示“确保我们未来战斗和取胜能力的关键因素将是高超音速武器和定向能武器、强大的太空和网络部队”，美国必须加强对新一代武器的投资，“以与中国展开竞争”。⑫仅隔一天，4月26日，美军参联会主席约瑟夫·邓福德上将称，中国有意成为一个全球军事强国，发展全方位的空、海、太空和网络能力，并实现核能力现代化。由此可见，在特朗普政府看来，随着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美国必须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强化和扩大对中国的军事优势，以此来防止中国在军事领域对美国及其盟国发起挑战。
第三、在外交领域推动“印太战略”制衡中国。早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便利用东海钓鱼岛争端以及南海南沙群岛争端，炒作中国“海洋扩张”对地区安全稳定构成威胁，以为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行服务。在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不断渲染中国试图加强军备，增加政治影响力，以及实施经济“掠夺行为”，进而“迫使印度-太平洋地区的邻国遵守中国的秩序，并且获得优势”，谋求“在短期内成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区域霸权，并在未来取代美国，取得世界领先地位”。⑬为此，特朗普政府以维护所谓的“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秩序”为口号，积极拉拢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加入，构建所谓的“价值观同盟”，以共同抗衡中国在海洋方向的拓展。与此同时，美国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欧亚大陆地区，对部分国家如中东欧国家、非洲国家、斯里兰卡、马尔代夫、越南、印尼等国施加影响，试图拉拢这些国家抵制和阻挠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开展。例如2018年2月，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访问拉美前夕，便横加批评中国在拉美实行“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政策。在3月出访非洲之际，再次指责中国对非洲进行“掠夺性投资”，导致非洲国家“深陷债务危机”，并“养成对中国的依赖”，导致主权遭到削弱云云。又如2018年4月26日，国防部长马蒂斯也公开表示，将继续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同盟和伙伴关系，与该地区关键国家一起建立能够阻止侵略攻击的双边和多边安全架构，维持稳定和确保公共区域的自由进入，以维护自由和开放的国际体系，其矛头直指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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