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地缘经济学的视角
如同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地理因素曾经被长期忽视，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流范式的经济学研究也出现同样情形，直到200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曼（Paul Krugman）在1990年代开启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地理因素的重要性才再次得到突显。克鲁曼的研究指出，运输成本和市场需求是产业发展或工厂寻找落脚点必须考量的重要因素。产业群聚会形成在地理位置适中、运输成本低廉、要素供给充分、市场规模较大的地方，以求得生产和销售的竞争优势。产业群聚一旦形成，其规模递增效益会产生更大的生产要素聚拢作用，进一步形成路径依赖的效应，影响到后续产业发展的轨迹。我们可以透过新经济地理学中有关生产网络（production network）的讨论，把问题讲得更透彻一些。
1、生产网络的分析
国家与国家或经济体与经济体之间由于要素禀赋不同，各有其相对而言较为价廉物美的比较优势，互通有无，彼此都能获利，因此形成了国际之间产业分工和相互贸易的需求，这已经是产业发展和国际贸易的常识。过去，这些分工和贸易主要出现在最终的消费品上，而不是中间财或零部件上。19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加深，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贸易往来的研究发现，先进国家和后进国家之间，不再受限于产业间的分工和移转，而是有越来越多的产业和产品，被分割为碎片化（fragmented）的工序和零部件，分散在不同的国家生产和组装，形成了供应链上产业内乃至于产品内的跨境组合。我们如果把这些产品供应链摊开在地图上，观察其中要素流通和产业群聚的地理分布情形与交织串联状况，就得出了生产网络的分析。
虽然通讯和运输技术的进步，使得生产网络所涵盖的地理范围可以大幅扩张，但是，运输成本、靠近市场和集聚效应等等因素，则会限制其扩张幅度，并且促使生产要素的流动出现地理集中现象。从全球格局来观察跨境或国际性生产网络的分布，可以发现到明显的地理分割或区域化的走向，形成了德国与东欧、美国与墨西哥以及东亚地区国家这几个比较显着的区域生产网络。其中，与我们这个主题关系比较密切的，当然是东亚区域生产网络。
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核心或枢纽原本是由日本担纲。注意东亚地区产业发展过程的人都晓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亚地区曾经出现过“雁行模式”的现象。就是工业化领头的日本，先将本身的夕阳产业向韩国和台湾移转；韩国和台湾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将夕阳产业向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国家移转。这种由日本扮演飞行雁阵中的领头大雁，向两旁小雁做产业梯次转移的过程，曾经是理解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产业发展脉动很好的视角。
前述由日本担当东亚区域生产网络龙头的情形，在进入21世纪之后开始产生变化。这个变化的主要脉动是，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推进，庞大的市场规模、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供应和政府产业政策的强力支撑，搭配上产品供应链碎片化程度加深，零部件贸易份额增长，以及东盟国家和中国大陆成立自由贸易区，东亚生产网络在全球经济舞台的分量不断加重，近年来已经成为世界各个区域经济板块中，参与成员最多、生产品项最广、创造价值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一个生产网络。同时，由于市场规模和生产成本具有优势，在这个生产网络中，中国大陆的分量正在上升，日本的分量不断下降，整个运作的枢纽或核心，已经从日本转移到了中国大陆。
从生产网络的视角出发，当全球经济一体化促使产品供应链迈向跨境布局的时候，有需要在境外成立工厂，或者有需要在境外找寻合作伙伴的厂商，先往地理距离邻近、要素供给充分、市场规模够大，因而在生产和销售上具有优势的地点移动，是很自然的选择。顺着这样的逻辑来看台湾海峡两岸之间的产业合作与经贸往来，我们发现，地理距离邻近的先天条件和产业群聚成形的后天配套，为两岸进一步的产业合作与经贸往来提供了有利的基础。
两岸之间虽然隔着台湾海峡，但是，距离不远。随着两岸直航的开启、大陆交通设施的改善以及大陆物流产业的不断进步，两岸之间要素流通与组合的运输成本得以降低，有利于双方合作，串联出具有竞争优势的生产网络。同时，前进大陆的台商已经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形成了许多产业群聚，发挥了相互支持的功能。近年来，这些群聚中竞争力较强且积极性较高的台湾厂商，配合大陆经营环境的变化和官方政策的导引，迈开了移转或者扩增生产据点的步伐，在大陆其他地区或城市建立了更多的产业群聚，使得许多台商得以扩大生产规模，成为全球性的大厂。
基于地理距离邻近可以降低运输成本，产业群聚成形会发挥集聚效应和产生路径依赖作用，再加上大陆的市场规模庞大、经济增长快速和基础设施改善，台湾的企业在进行跨境布局时，优先考虑连结大陆，本是顺理成章之事。同时，大陆本身也培养出了许多世界级的大企业，有能力主导产品供应链的串联，它们在组合产品供应链时，也会考虑到运输成本和集聚效应，因而对于地理距离邻近的台湾特别青睐。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台湾的出口有百分之四十是前往中国大陆，其中，碎片化程度最高的电子资讯产业所占的比重最大。
事实上，除了透过生产网络的分析可以观察到两岸之间串联生产网络、进行产业合作的利基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网络分析的途径，也可以显示出两岸藉由优势互补组合，迈向经济一体化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就是新经济社会学中有关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的分析，以下做一些说明。
2、社会网络分析
新经济社会学认为，经济活动是镶嵌在社会结构或社会制度中的，这些活动牵涉到个人、角色、群体以及组织等等多层次社会单位之间的关系模式，要分析这些关系对于经济运行的影响，就必须要发展出分析这种关系的工具，而“网络”或“社会网络”就是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分析工具或切入视角。
从社会网络分析看经贸活动或产业发展，相关的研究认为，生产网络的串联除了受到地理或空间因素的导引与限制之外，也会受到社会文化和人脉连结的影响，进而决定买卖是否能够顺利完成，以及这个买卖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的高低。新经济社会学的掌门人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就指出，即使是在讲究成本效益的资本主义现代市场中，经济活动还是镶嵌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里，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人谈起生意，总是比同个社会文化背景的人要麻烦些。所以，当我们理解经济活动时，不能忽略掉社会文化因素的重要性。
社会文化背景对于经济活动或产业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最主要的影响就是交易成本的高低。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做买卖的双方如果语言不通，做事习惯不同，完成交易所支付的资讯搜集和沟通协调的成本就会比较高。海峡两岸由于同文同种，没有语言文化上的障碍，可以减少交易过程中的资讯搜集与沟通协调成本，这是两岸之间进行经贸往来有利的条件之一。同时，由于语言文字相通，海峡两岸可以在通信网络和互联网上形成没有空间和文化障碍的互动关系，更进一步减少地理隔绝的影响。这方面的因素使得台湾企业无论是进行产品供应链的海外布局或者选择贸易对象时，自然产生与中国大陆连结的偏好。
除了强调市场机制或者经济活动的社会文化镶嵌性之外，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还认为，人类社会实际的经济活动或交易行为，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家所主张的那样，发生在抽象的自由市场当中，循着边际效用递减的法则，找到产品适当的价位和供应量，自然地找到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平衡点。新经济社会学认为，经济活动实际上是镶嵌在一张张的人际关系或社会网络里，人际关系的串连或社会网络的运行则会受到文化背景、制度规范、地理范围和交友情况等等因素的影响。
运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有关概念，我们会发现，台湾在因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挑战时，比较好的做法之一，就是充分运用大陆台商所开拓的社会网络，减少连结大陆乃至于国际市场的交易成本，同时，扩大资源串联的接触层面，让生产要素的交换与组合以及资源的配置，能够达到更大的规模，产生更高的效益。依据这样的分析，两岸经济一体化和台湾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其实是相伴而行的同一条路径，除非台湾想要闭关自守，否则，台湾的对外经贸很难绕过两岸经济一体化，奢谈迎向全球经济一体化。蔡英文所谓“台湾不要从中国走向世界，而要从世界走进中国”的说法，其实只是笑话一则。
五、中美台关系的消长趋势
梳理了地缘政治学和地缘经济学的视角之后，我们再来看中美台三边关系时，有些脉络就会比较清楚了，那就是不管地缘政治上台湾如何选边，地缘经济上台湾是无法自外于大陆的。刻意保持距离的结果，就是得不到大陆的动能活水，走不出“闷经济”的困境。其中的因由，以下再做一些说明。
1、领航世界经济的中国大陆
2008年的金融海啸是中美两国经济实力的转折点，这个转折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地理面貎。曾经在后冷战时期独霸全球的美国，竟然捅出了一个大娄子，把全世界拖下水。这场金融风暴打破了“历史终结”的神话，暴露了美国政经体制的缺失，也让“中国模式”成为人们严肃看待的议题。
金融海啸期间，中国大陆透过大手笔的财政政策稳住了本身的经济增长，为严重衰退的世界经济注入一剂强心针，撑持住世界经济没有走向恶性循环或长期衰退。同时，度过金融海啸冲击的中国大陆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从2010年至今，中国大陆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维持在30%以上，大于美国加上欧盟和日本。
大陆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今年2月之时表示，2017年中国大陆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首次迈入人民币82万亿元，经济增长率为6.9%，这是中国大陆年经济增长率自2011年开始下行以来，首次见到回升。拿相关数据和台湾对比，2017年大陆的GDP大约是台湾的22倍，乘以6.9%的经济成长率，去年一年，中国大陆增加了1.5个以上的台湾。在此同时，从2013年到2016年，中国大陆实现了7.2%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2%的通货膨胀率、5%左右的调查失业率，这种较高增速、较多就业、较低物价搭配的运行格局，在世界上可以说是一枝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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