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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政策要善于对供给冲击做出积极反应，有效减弱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遭受的冲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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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北京7月17日电／此次央行全面降准，释放出更多的流动性，是适应实体经济需求的货币政策微调，是应对外部供给冲击的“先手棋”。未来中国还需要在“以稳为主”货币政策取向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更加注重货币政策的微调、预调，更好发挥结构性、直达性货币政策工具效力，更加突出产业政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发力，以综合施策的方式提升中国经济抵抗外部供给冲击的能力。
中国网发表中国(深圳)开发研究院金融与现代产业研究所副所长余凌曲文章介绍， “供给冲击”作为一个经济学术语，特指引起生产能力和生产成本发生显着变化的事件。20世纪70年代在发达国家发生的“石油危机”就是一次典型的外部供给冲击。相关资料显示，受原油价格暴涨影响，美国GDP增速从1973年的5.65%大幅下滑到1974年的-0.54%和1975年的-0.21%，而通胀率则从6.18%猛升至11.05%和9.14%。更为严重的是，石油危机终结了二战以后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所有的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明显放慢，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进入了长期的“滞涨期”。
滞涨经济带来的一个“副产品”是传统意义的货币政策变得无效了。一般认为，货币政策实现其经济调节的最终目标，是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影响总需求后间接实现的。在经济滞涨时期，无论执行何种货币政策，都会受到各方面的攻击：一部分人主张执行更加严厉的紧缩政策，认为中央银行执行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盲目刺激了总需求，进而助推了通货膨胀；另一部分人则要求执行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为需求增长和经济复苏创造适配的货币条件。
文章分析，中国当前经济运行形势与标准定义的“滞涨经济”相离甚远，仍然保持着经济正增长和较为稳定的物价水平。但是在外部负面供给冲击下，中国经济呈现出一些“滞涨经济”特征：
一是经济还没有从疫情影响中恢复，主要经济指标明显低于正常水平。剔除疫情带来的异常波动，与2019年同期相比，1-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年平均增速为4.3%，远低于正常年份8—10%的增速水平；1-5月固定资产投资两年平均增速为4.2%，也远低于正常年份增速。消费、投资和出口三大经济需求仅有出口实现快速增长，这与中国疫情控制良好、最早实现复工复产有关，但出口高增速并不稳固，也很可能在其他国家逐步恢复生产的过程中快速回落。
二是PPI高位运行，且有长期化和进一步向CPI传导的趋势。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中国PPI上涨幅度较快, 6月份的PPI同比涨幅较5月份回落了0.2个百分点到8.8%，但是仍在高位运行。由于大宗商品定价权主要在纽约、芝加哥、伦敦等期货交易市场，容易受金融资本影响和控制，往往波动比较大，短期的价格上下波动较少传导到CPI和实体经济。这次国际大宗商品涨价背后由两大因素主导，且有长期化和进一步向CPI传导的趋势。一是美联储等发达国家央行执行激进财政政策和量化宽松政策，持续“放水”，收回宽松货币政策乃至加息政策可能还遥遥无期；二是全球经济“K型复苏”，很多发展中国家作为大宗商品生产国受到第二波新冠疫情冲击，在疫苗不足的情况下苦于与疫情“搏斗”，全面开工复产和完全释放产能同样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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