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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8月12日，驻美国大使秦刚会见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图片来源：外交部网站） |
中评社香港8月15日电／中美之间的博弈不同于过去崛起中的大国与既有大国间的冲突。对此类较量的大多数分析是基于二战前的历史，没有注意到二战后博弈发生了根本改变。有时，当游戏规则或工具发生变化时，风险和最优战略也会发生变化。
美国《欧亚评论》网站8月8日载文《中国和美国：新时代新博弈》的文章，作者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高级研究员威廉•H•奥弗霍尔特，文章说，主要学者和战略家往往会错误解读过去中美冲突的教训，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些根本性的变化带来了新的博弈。
学科的条条框框导致学者们对政治-军事关系的过度强调，幷使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忽视决定性的经济问题。负责处理美中关系的领导人同样过于强调军事，因为在和平时期，美国的国家资源分配取决于国会里的游说，军工复合体往往在国会里具有压倒性优势。
如何正确理解和展开博弈，同时处理两国关系中的其他关键问题，这将是贯穿本文的全部内容。其中的要点是：军事冲突远非不可避免；我们与中国存在严重冲突，但也存在目前被忽视的巨大共同利益；中国不是恶魔，我们的盟友也不是天使；我们需要活在现实世界里，而不是活在我们所希望的世界里；最重要的是，为了继续成为世界领袖，美国必须参与新的博弈。
经济博弈成新方式
美中关系的一个常见类比是修昔底德陷阱。从古希腊时期到二战，当崛起中的大国与既有大国相遇，每四次相遇中约有三次会爆发战争。从古希腊到二战，主要的冲突通常是邻国之间的冲突，各国都利用军力从邻国手中夺取领土。但二战后的冲突幷不是这样。两件事情发生了变化：我们学会了如何让经济更快地增长；军事技术（不仅仅是核技术）变得更具破坏性。如果双方追求的是获得大国统治地位的旧方法，那么它们都很可能会失败。
因此，通往成为或维持一个大国的道路主要是经济之路。这是世界运行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一场新的博弈。忽视这一点，无异于经济学家忽视了工业革命。
冷战期间，美国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因为我们必须在柏林空运物资和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占上风。但最终赢得冷战的是经济战略。我们提供了决定性的援助和体系建设计划，然后我们利用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为三大支柱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创建了一个以我们自己为中心的全球发展网络，以一种可持续和不断增长的方式提升伙伴和盟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