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高度警惕的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如果得不到及时和有效的管控和遏止，恐怕会成为中美全面战略竞争甚至中美“冷战”的开端。从理论上讲，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很可能导致两国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的程度下降。而中美经济联系的大幅减少以及在经济、科技等领域的激烈竞争，则很容易推动两国走上政治和军事对抗的道路，从而开启中美全面战略竞争甚至“冷战”的局面。这将对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产生深远影响，也将改变整个国际战略形势。对于中国而言，这种局面一旦出现，虽然不至于彻底打断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进程，但对这个进程必然会形成严重的干扰和牵制。
三、中国的应对之策
面对美国对华政策大调整所带来的严峻挑战和战略压力，中国需要沉着冷静、保持战略定力，在深化国内改革、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以更加开放、包容、自信的姿态面对国际社会，同时加强危机应对准备，推进地区安全合作，调动一切有利因素牵制美国对华政策的全面转向，力争在竞争中维持中美关系大局稳定。
一是保持战略定力，稳住中美关系大局。
虽然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把中俄列为美国三大类别的战略挑战之首，但实际上，美国要想有效地应对其他两大类别的战略挑战，即朝鲜、伊朗这样的“流氓国家”和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没有来自中俄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在实践中，美国在处理伊核、朝核等许多国际热点问题时，都离不开中国的合作，将来中国越是强大，美国就越需要同中国进行合作，况且中美在朝核、反恐等问题上也面临共同挑战，存在一定的共同利益。因此，尽管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将上升，双方进行战略协作的需求也在增大。而且，随着中国不断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美国将更加需要中国的配合来共同应对全球性的风险和挑战。
所以，对于中国而言，关键是要保持战略自信和战略定力，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保稳定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各方面的持续进步。毕竟，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就无法赢得任何战略竞争。同时，中国要在竞争中让美国充分认识到，中美合作能够使美国受益，中美对抗则会给美国造成损失，而且中美合作给美国带来的收益，远大于双方交恶给美国带来的收益。此外，即使今后中美关系再度波折，中国也应该尽力确保至少在工作层面保持与美方的沟通交流和建设性协作，其目的就是防止误解误判，完善危机管控机制，妥处分歧，维持中美关系大局稳定。
二是深化国内改革，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对国际社会。
面对特朗普政府来势汹汹的对华“贸易战”和其他领域的挑衅，如果仅仅是简单的“以牙还牙”、“硬碰硬”式的反击，那么在客观上恐怕只会加速中美全面战略竞争的形成。要想化解“贸易战”，防止其触发中美全面战略竞争，或者将其影响和损害降至最低，中国需要在深化国内改革、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以更加开放、合作、包容、自信的姿态面对国际社会。
在对内方面，中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各地区均衡发展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努力扩大内需。在对外方面，中国需要进一步扩大和优化对外经贸关系，尤其要改变过度依赖美国市场的局面，通过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政策，推进国际经贸合作，开发其他市场，并欢迎其他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同时，中国要继续对外资持开放和欢迎的态度，实施能够鼓励和吸引更多外国投资者来华投资兴业的政策措施。比如，中国政府于2018年4月明确，将通过一段过渡时期，逐步取消外资持有中国汽车行业的企业股份比例限制；中国还将于2018年11月在上海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诸如此类的举措，都是以“开放、包容”有力回应美国“保守、封闭”的实际行动，都将进一步展现中国和平、合作、开放、包容、自由、自信的良好大国形象，增强中国和世界在经济上的互惠互利关系。
三是加强危机应对准备，推进地区安全合作。
对于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印太战略”，中国有必要予以密切关注和及时研判，但也不必过分担心。美国从国际多边谈判中退出，日本经济发展乏力，印度经济的真正崛起为时尚早，况且所有这些国家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都是国内发展问题。归根结底，以前中国国力比较弱的时候，其他国家可以围堵和遏制中国。现在中国各方面快速发展，具备如此大的经济体量和国际影响力，已经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成功地围堵和遏制中国了。但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大陆需要高度警惕。今后，在中美关系中，一旦朝核、经贸、南海等其他问题暂时缓和，美国就很可能再度操作台湾问题，掀起中美关系的波折；美国还可能以台湾问题为筹码，逼迫中国在经贸等其他问题上让利。
对此，一方面，中国大陆需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对美对台斗争和应对危机的准备，特别是针对美国台海政策调整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预先划出明确的底线，积极做好应对美台制造各种危机的预案，其目的就在于防止美国在“一中政策”上不断“切香肠”，逐步逼退中国大陆方面在台湾问题上的“红线”，最终引发中美之间的重大危机。另一方面，中国需要向地区和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安全服务，推进与有关国家的军事和安全合作，厚植国际人脉，增进与地区国家的政治和军事互信，培育地区共同安全理念，塑造有利于亚太地区稳定与和平的战略态势。
具体而言，在深化地区合作方面，要注重并行推进安全合作与发展合作。在安全合作上，要在有效管控与有关国家领土主权争端的基础上，扩大与地区国家的防务安全合作，特别是加强与有关国家在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在发展合作上，要充分发挥中国的经济优势，主导和推动一系列地区经济合作，切实落实“一带一路”的具体专案，做大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其目的就在于，让有关国家看到与中国合作管控领土主权争端、维持地区和平稳定、实现共同发展的美好前景，从而与地区国家重建战略互信，释放这些国家对华大规模经济合作的政治意愿，进而将本地区的政治主题由美国主导的“地缘战略竞争”转变为由中国主导的“合作与发展”，逐步实现亚太地区地缘战略格局的重大转换。若今后地区国家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显着上升，安全上与中国的合作持续扩大，政治上与中国的互信不断增强，美国的“印太战略”就很难实现其在更大地缘范围拉拢更多国家围堵遏制中国的目的。
四是充分调动美国内部有利因素，牵制美国对华政策全面转向。
客观上讲，中美关系包含了多层次、多领域的复杂关系，两国在某些问题上存在竞争，在另一些问题上又保持合作。美国国内也有许多不同的利益集团，有的在这个问题上与中国存在分歧和利益冲突，却在另一个问题上需要与中国进行合作。美国政府和资本集团之间，以及不同的政府部门之间、不同的资本集团之间，利益和政策倾向也往往不尽相同。因此，虽然目前特朗普决策团队中的“鹰派”抬头，美国对华政策开始转向，但美国国内仍有稳健派，有不同的声音。同时，特朗普政府的相关政策调整，将导致经济利益在美国国内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重新分配，所以会有人支持，也会有人反对。比如，特朗普政府叫嚣对华“贸易战”的同时，美国国内就有不同意见，经贸和农业领域的不少利益团体对可能发生的中美“贸易战”忧心忡忡，担心自身利益受损，因而表达强烈反对，美国国会内部也有不同声音。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本人和其政府高级官员在“贸易战”问题上的说辞也开始摇摆。
因此，中国需要更加注重做美国内部的工作，尤其是加强对相关政府机构、国会议员以及大企业大财团等利益团体的联系和游说，同时在政府工作层面保持与美方的有效沟通，尽力争取相关利益团体在美国对华政策大调整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内部牵制作用。此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间也不见得是铁板一块，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国也未必在所有问题上都一面倒向美国，大多数国家还是支持自由贸易的。与这些国家加强交往与合作，将有助于孤立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减轻美国对华政策大调整给中国造成的战略压力。
注释：
①Robert D. Blackwill and Ashley J. Tellis, 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ouncil Special Report no.72, March 2015.
②Robert D. Blackwill and Ashley J. Tellis, 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ouncil Special Report no.72, March 2015.
③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p. 46.
④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p. 17.
⑤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pp. 18-19.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8年6月号，总第24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