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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全球影响
http://www.CRNTT.com   2024-09-18 00:37:49


  中评社╱题: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全球影响①  作者:卢锋(北京),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潘松李江(北京),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摘要】2024年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创建80周年。1944年7月,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镇召开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确立了战后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基本原则,对当代经济全球化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然而因应国际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随着新兴大国追赶与国际经济格局演变,原有体系内在矛盾积累派生出改革重塑的时代要求。作为当代最重要的新兴大国,中国经济现代化与人民币国际化,有望在这个进程中发挥特殊作用。一国主权货币的国际化,标准在全球,成就在国际,基础在国内。纵观现实形势,人民币国际化离不开改革创新促进中国经济持续追赶,也离不开针对宏观经济近年“供强需弱”矛盾推进再平衡。本文在讨论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关系基础上,考察我国经济再平衡的现实意义与全球影响。

  一、从追赶-危机-变革角度,看当代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如同国内市场交易需要货币降低交易费用一样,国际交换需要国际交易媒介作为基础条件,需要国际货币计价、支付、清偿、储值等媒介性功能正常发挥作用,相关规则、机构、运行机制等制度安排的总和构成所谓国际货币体系。特定国际货币体系至少需回答三个问题:一是不同国家货币之间兑换比率即汇率形成机制和调整规则,二是采用何种调节机制应对特定国家或经济体的国际收支失衡,三是储备资产选择即储备货币安排问题。

  从历史看,近现代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多次演变。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叶英镑占据特殊地位的金本位(gold standard)国际货币体系,战后被美元占据绝对支配地位的金汇兑本位(gold exchange standard)体系取代,新体制也称为布雷顿森林1.0版国际货币体系;上世纪70年代初美元与黄金脱钩后形成的美元仍占主导地位的信用本位制(fiduciary standard)体系或牙布雷顿森林体系2.0版,则是目前国际社会谋求改革的对象。在国际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下,大国经济追赶引发危机与变革,贯穿近现代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整个过程。

  金本位体系以其独特方式回答上述三问题。一是以金银相对价格作为计价基础,以金银天然单位作为价值衡量单位,幷由此决定各国货币兑换比率即汇率。二是贸易顺差(逆差)派生货币黄金流入(流出),通过物价上涨(下降)和本币实际汇率升值(贬值),自发调节国际收支达致平衡。三是以黄金作为基础储备资产,英镑等大国货币作为流动性较高的主要储备资产。19世纪后期,英国拥有世界一流的工业产能、航运能力、金融市场、军事实力和国际政治影响力,在当时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支配地位。估计1860-1914年世界贸易中约有六成采用英镑报价和结算,英镑在外汇储备资产中占一半以上份额。

  两大基本经济因素推动金本位-英镑时代谢幕。首先是黄金作为本位货币的供给数量难以满足实际经济增长要求:估计世界黄金存量在1850-1910年间增长幅度,只有同期全球GDP增长估计幅度的四成出头。金本位全盛时期英美近一半年份通货紧缩,显示作为本位货币的黄金数量供给扩张不足制约了经济增长。

  更重要的是美国经济赶超英国推动原有国际货币体系变革。数据显示,美国南北战争后经济起飞,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分别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超过英国,二战结束时分别是英国的4.7倍和1.7倍。1870年美国出口规模不到英国1/3,但是一战期间超过英国,二战期间是英国的十倍。1914年美国境外投资总额35亿美元,不到英国同一指标的两成;二战中英国国外资产因支付战争债务丧失殆尽,1950年美国有500亿净国际投资头寸,相当于同年英国GDP的1.57倍。美国官方黄金储备从1900年不到2000万盎司增长到1945年6-7亿盎司,占世界份额达七成。经济优势加上二战中历练的超强军事实力与国际影响力,为美国主导创建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奠定了基础。

  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金汇兑本位制,对上述三大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一是通过“35美元/1盎司黄金”使美元与黄金挂钩,同时规定各国货币与美元汇率,由此形成参与国之间的固定汇率制。二是IMF调节和救助成员国的国际收支短期流动性困难和危机,对成员国的结构性失衡可通过改变汇率平价调节。三是美元和黄金贵金属同时作为储备资产。与当时美国独步全球的地位相适应,这个国际货币体系形态从里到外都彰显了美元霸权。

  然而随着战后国际经济格局快速变化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1.0版的内在缺陷,该体系运行不久就因为维持“35美元/1盎司黄金”平价困难面临危机频发局面,幷在上世纪70年代初随着美国被迫关闭黄金兑换窗口而归于解体。促成这个历史变局有诸多直接原因,包括美国过于扩张的宏观政策、战后显着通胀及其国际收支变化等等,然而深层根源则是欧日等国经济对美国持续追赶,改变战后国际经济相对竞争力格局,从而引入动摇和颠覆该体系的不稳定力量。

  数据显示,1950-1970年间,法国、德国、日本GDP累计增速是美国累计增速的1.59倍、2.83倍和6.2倍,三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分别是同期美国的1.69、2.05和4.53倍,出口累计增速更分别是1.58、3.98和14.9倍。美国贸易盈余和经常账户顺差趋势性下降,货物贸易在60年代末出现逆差,国际收支总赤字意味着全球美元流动性过度供给和黄金储备减少,使得尼克松政府不得不退出黄金平价兑换窗口幷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1.0版解体。

  布雷顿森林体系2.0版运行机制呈现多元化特点:汇率安排上,发达国家较多实行浮动汇率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则较多采取有管理浮动或钉住汇率制。在失衡应对机制方面,汇率变量和宏观政策从不同角度发挥调节作用,同时IMF参与危机救助和稳定性监测协调。最后在储备资产方面美元维持最大储备货币地位,其它主要货币如欧元(包括前欧元时代的马克和法郎)、英镑、日元、近年人民币等,都不同程度承担储备资产功能。与布雷顿森林1.0版比较,当代体系下美国反而能更灵活利用美元特权获取经济和战略利益。

  2008年美国华尔街引爆国际金融危机,集中体现美元主导的当代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矛盾与不可持续性。促成危机爆发的诸多因素中,其它国家经济追赶与美国相对竞争力趋势性下降仍是基本原因。过去半个世纪前后,国际经济追赶大体经历两阶段演变。70-80年代美国继续面临来自日本、西欧以及东亚四小追赶压力,总体处于被动态势,表现为1970年代持续通胀和80年代外部失衡压力。然而90年代互联网产业技术革命发生,凭藉在前沿创新、企业体制、资本市场等方面综合条件,美国经济再现繁荣幷加大了对欧日的领先优势。

  进入21世纪后全球经济呈现新一波前所未有的国际追赶,这次中国、印度等一批新兴经济体成为追赶主角。尤其是新世纪初中国经济的超预期追赶,快速改变全球经济格局。伴随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前所未有上升,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客观上有义务吸收外国经常账户顺差及国民储蓄输出,由此带来的流动性泛滥加上华尔街“金融创新”能力,提供了次贷危机爆发的“完美风暴”条件。最近十几年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持续追赶,使得支持美元霸权的经济基础相对优势进一步减弱,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必要性被越来越广泛认知。

  二、比较几种改革路径人民币国际化是占优策略

  国际金融危机彰显了当代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弊端重重,激活了国内外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广泛讨论。各方提出的多种思路和方案中,除了近年侧重从区块链技术角度讨论的数字货币选项,另外主要有四种思路影响较大:“回归金本位”“世界元”“东亚区域货币”和“人民币国际化”。

  不同改革思路各有优点和局限,它们之间也幷非相互排斥,然而基于国际货币体系演变常识逻辑与历史经验,比较不同选择所需现实条件,着眼中国经济追赶改变当代全球经济格局的特殊地位,笔者认为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推进改革是比较现实和有效的选择,从中国经济现代化角度看也是占优策略选择。

  诚然,金本位货币体系有其天然优点,然而回归金本位则缺乏现实可行性。金本位优点包括基础本位货币发行量受到黄金供给客观制约,天然有利于制衡货币过度供给与防范恶性通胀风险。其次是金本位暗含的正常条件下各国货币的固定汇率制,有助于给经济成长提供比较稳定的汇率环境。另外黄金货币本位提供了一种最基础性的储备资产,避免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资产可能产生的过度特权问题。因而在讨论现实国际货币体系弊端与改革必要性时,人们自然会向金本位的历史背影投去怀念的目光。

  然而金本位也有其内在局限性,当年大萧条背景下主要经济体先后退出金本位就是其局限性倒逼的结果。在供给条件给定背景下,基础货币供给趋势性相对短缺引入通货紧缩压力,不仅对投资和经济增长带来消极制约,还会通过“债务-通货紧缩”和“金融加速器”效应诱致或加剧经济衰退。在通货紧缩与总需求不足背景下,各国倾向于通过竞争性贬值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增加国际经济陷入以邻为壑的“囚犯困境”风险。冷静思考金本位当年退出主导国际货币的历史经验,可见回归金本位难以成为现实改革的主要选项。

  其次,全球性超主权货币或世界元的解决方案,在理论上最优,然而在真实世界遥不可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根本任务,是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货币金融新秩序,因而自然可设想终极目标是要基于国际社会普遍和深入的合作,建立一种或可称作世界元的全球单一超主权货币,从而一劳永逸地改变金本位或特定主权货币主导国际货币体系派生的缺憾及其被用来谋取主导国家私利的弊端。这不仅符合“同一个世界,同一种货币”的常识理念,在逻辑上也便于较好解决历史和现实国际货币体系运行中的挑战性问题。

  现实讨论构建超主权信用货币基础上的国际货币体系,可追溯到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提出的与几十种商品和黄金挂钩的Bancor方案。然而由凯恩斯主持设计、代表英国政府提出的这个具有世界货币特征的方案未被采用,而是在美国主导下创建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挽救布雷顿森林体系危机,上世纪60年代末IMF创设特殊提款权(SDR),第一次在国际组织超主权信用基础上形成新的储备资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外提出不同方案,探讨扩大SDR发行规模幷拓展其利用范围,使其逐步发展为全球性超主权货币。为应对新冠疫情时期一些国家外部收支困难和主权债务风险, 2021年IMF批准分配了6500亿美元SDR,使其作为补充储备资产功能进一步增加。

  世界货币研究设计具有重要意义,SDR创建和使用代表了这方面的积极尝试探索。然而要想通过世界元来实质性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目前前景仍晦暗不清。如SDR目前总额9430亿美元,仍不到近年全球外汇储备近12万亿美元的十二分之一。更为关键的是,SDR不具有通常市场交易场合的交易媒介、支付手段和价值储藏功能,因而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让SDR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中流砥柱更是可望难及。考虑各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制度条件差异,与经济学的最优货币区条件相距甚远;再看目前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关系紧张,逆全球化因素增长,多边金融机构内部治理矛盾趋于复杂,要在普遍共识基础上形成有能力发行和管理世界元的全球中央银行,难度或许不小于实现人类大规模外星移民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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