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的虚幻化
“中国”这一政治符号在两岸能够激发起的政治想像本该正道同源，即它意味着几千年承袭而来的中华正统、华夏抗衡蛮夷的二元思维，再就是近代中国“落后就要挨打”的屈辱记忆。但就当前的两岸民意来看，大陆和台湾已经对这一符号产生了想像的歧路。“中国”在岛内已经被具体化为“长城”、“黄河”这样的地理地貌，唐诗宋词的人文情怀以及对所谓“专制”国家的政治猎奇。它早己不是台湾前辈魂牵梦绕的“父母之邦”，却成了隔海遥望的他国面向。对之的深刻追问是，在此般政治想像的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情感在驱使民众？
依笔者看来，这隶属于政治情感中的一种负面情绪：嫉妒。它的负面性比通常的报复、仇恨等还要糟糕。报复是在实际上受到伤害之后而产生的负面情绪和仇恨心理，而嫉妒的潜意识来自于大陆夺走了本该属于台湾的“嫉妒物”。当国际上更多地认为“中国”就是大陆，当五星红旗、北京、天安门与这样的“中国”更多的划上等号的时候，台湾受制于两岸综合实力的失衡而又无法改变，这种强烈的剥夺感产生的嫉妒心驱使了“中国”的虚幻化，因为不如此就不能实现群体心理的调和。对于这种局面，大陆在没有伤害对方而被对方疏远下的郁闷之情就可想而知，“难道几千年的文化恩泽就不能消弭几十年的政治恩怨”？这样的“中国好声音”在岛内要引起共鸣，尚有待台湾对于“嫉妒”情绪的自我消解，从而将“中国”这一政治符号从“虚幻”走向具体。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中共”的妖魔化
这些政治符号在两岸引发的错乱尤为荒唐。在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政府，“大陆”是地理名词，“中共”是政党，这三者是分得异常清楚的。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在其政治话语系统中，也从来没有“党国同构”的论述方式。而在台湾，出现的错乱在于：第一就是刻意将这三个不同的符号划上等号，成为了一般等价物，可以通用。第二是在这三个话语符号“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符号连结是前提条件，妖魔化才是根本目的。对于前者，尽管大陆研究人员早已一针见血地指出：“台湾方面却有部分人故意将其歪曲引申为‘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意指政府，且不涵盖台湾),⑦甚至将中国等同于‘中共’，将国家与政府、政党混为一谈”，但仍然不能挡住岛内部分人对此三者的“同化”冲动。在这个基础上，抓住岛内民众对大陆社会制度的陌生和早期对“仇共”宣传的历史记忆，丑化“中共”的政党形象，进而再与前者连结，实现了整个的话语想像。但这一切能够发生，也是由于岛内有对应的政治“怨恨”情感为之垫底才能奏效。
对于怨恨的政治分析中，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有过这样的阐述：怨恨是对情绪的一次再体验；它所具有的敌意是隐忍未发，不受自我行为控制的愤懑。⑧这种“怨恨”的情绪具体表现为它所引发的是一种不会因为得到满足而消失的情感。长时间的隐忍和仇恨的深化已经让岛内的怨恨上升到敌意不可磨灭的尺度，最终的结局就会变成“不能原谅你的是因为你不是我”，这种指向他者“本质”的怨恨具有不可替换性。导致这种“怨恨”情绪在岛内产生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国共内战中对丢失政权的不甘和中共所谓“叛乱团体”的愤怒，二是大陆对于“台独”的政治反对和军事震慑。而从前者那里，又演变为所谓的“匪情思考模式”，即如台湾学者杨开煌所归纳的“一切错误归于对方，上升为来自对方的一切都是错误”；而在后者那里，则被民进党等“台独”力量利用这种负面情绪，进行选举动员。
无论这两者的哪一种，都是在话语符号混乱下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绊脚石。前者阻碍了两岸之间的政治互信和政治妥协，后者会造成怨恨情绪的恶性循环。德国社会学家舍美尔的“玫瑰假设”早就予以论证，利用嫉妒和怨恨带来的政治动员，会使得怨恨像弗兰西斯推动的巨石一样永远不会消失。⑨对于大陆而言，除了在面对三个话语符号混乱情况下与对岸无法沟通之外，还会使得每一个大陆民众个体都在这种怨恨下无从避免，因为怨恨情绪还会将对仇恨的对象出现泛化的趋势。“怨恨者从他所感觉到的所反对的对象阶层里任意挑选牺牲品”，这就更使得两岸没有了任何话语和解和心灵沟通的可能。
3、“中华民国”、“台湾”的图腾化
在两岸之间对于“中华民国”、“台湾”存在着不同的符号想像，这是双方各自的政治社会化使然。在大陆，“中华民国”只是失败了的政权，对应的想像更多的是历史图景，而且这几年随着国共交流的进行，“中华民国”的历史评价也趋于客观。“台湾”在大陆也一直对应的是祖国宝岛、阿里山等美好景象。
但这两个话语符号在台湾，则完全成为不可亵渎的政治图腾。图腾崇拜本身就是一种原始宗教情感的遗留，就如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尔巴哈所言的“上帝迷信”所指出的：人通过幻想，把自己的本质“异化”为对上帝的崇拜，只有当人认识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上帝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时，这种异化现象才能结束。由此可见，政治图腾本就不隶属于现代政治文明，况且“政治图腾”一般都通过具体的图像、建筑等可视材料予以体现，像台湾这样使用抽象文字来予以激发想像的政治图腾尤为罕见。“中华民国”的崇拜表现如果只是国民党老兵和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予以的坚守，这还尚可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给予政治操守的尊敬。但在台湾，它更多地指向“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一崇拜是李登辉试图通过使用“台湾生命共同体”、“台湾政治实体”、“分裂中国家”、“阶段性两个中国”取代“中华民国”未果之后，“他的幕僚又设计出这一‘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认同虚像，他们希望这一‘兼顾’‘中华民国认同’与‘台湾认同’的新产品敷衍过关”⑩。“台湾”的政治图腾之路是从1986年9月民进党成立之后开始，期间有过多样版本。在目标上有“台湾民主共和国”、“台湾共和国”；在主体上有“台湾民族”、“台湾命运共同体”；在手段上有“激进台独”、“渐进台独”。1996年之后，围绕着“台湾”的图腾建构开始基本稳定，“台湾”不再是一个地理名词，由它所衍生的诸多话语尽管模糊不清，岛内的政客和部分民众仍然把它们看作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各种极不相同的潜意识中的抱负及其实现的希望，都被寄托在这区区几个词语上。处在这个地位下的“台湾”及其伴生物，“许多人把它们当作自然的力量，甚至是超自然的力量。它们在人们心中唤起宏伟壮丽的幻象，也正是它们的含糊不清，使它们有了神秘的力量。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鲜明的形象是藏在圣坛背后的神灵，信众只能诚惶诚恐地来到它们面前”⑪。
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台湾”，作为政治图腾，其实质都是一种“国家虚像”崇拜。究其政治心理，都反映出这是一种打着分离思潮招牌的“体制性虚荣”，即使“台独”后期，也还是走上了“反共台独”的道路。所谓“体制性虚荣”，是一种群体性政治心理，表达为对自己政治体制的无条件的赞美，不能接受任何批评和指责。这种政治虚荣心在对外这个维度，就体现为苛刻的政治不“宽容”，即由于自身的优越感使然，不能包容异端，对其它体制排斥，歧视和充满偏见；在对内这个维度就需要将这种虚荣感寄托在某种“政治神话”之上才能维持下去。就这一层面来说，“中华民国在台湾”就是通过“末世神话”来维持的政治虚荣，而“台湾共和国”就是典型的“创世神话”维持的政治虚荣。无论怎样花样翻新，都是需要把这两个政治符号衍生出真实可信的故事，用以正压邪的主题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已。这种政治情感下对于两岸关系产生的影响自然是消极、负面的，其左右的话语符号自然会产生混乱。
台湾学者当年提及“台湾民族论”就曾经忧心忡忡地说：“‘台湾民族论’暗藏着把省籍矛盾、地方性（地方主义）层次的摩擦无限上纲为民族、种族矛盾，搞出一种假象，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的视野蒙住，甚至于有意蒙住老百姓的眼睛，我忧虑这一种论调的持续将给台湾带来不测的灾祸。”如果说这种灾祸放在过往，还只是造成岛内的族群割裂、动摇政治秩序的话，放在今天的两岸，随着双方接触的频繁，本应该共享的政治符号被置之不理，大陆珍视的政治符号被抹黑，而岛内自己的政治符号则神圣化、无限拔高，这肯定不能带来两岸的大和解、大融合，所谓“三通”之外的“第四通”即心灵相通也就无从谈起。话语符号，这一两岸政治情感的“镜子”，成为了阻碍两岸政治话语通往理想模式的关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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