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英九也代表建制，做组织人，世界也是尽头，但认真进入的精神，把实事做好，从实事中体现组织义理和精神。领导为世界划下四周边界，但他以精神和真诚正正式式越出这些界线。他以领导为主、为标准、为现实，但他可以以精神和真诚正式结合（甚而）超越领导。他看到眼前世界还有其他原理和原则，有其他可能；他和领导、他和组织本质、根本的矛盾，领导和组织的资源和权力位置可以用来到理想；思想感情和知识都自动自觉唯上唯权之外，自己可以参与改变现实，因为大家都在找寻自然应然的规律的过程中，是同道中人。过程重于结果，在找寻自然应然的规律的过程中，在自然应然的结果出现前和出现后，矛盾是可以、也必然可以统一的。
在找寻自然应然的规律的过程中，在自然应然的结果出现前和出现后，他不在两极之间摇摆，不走极端，也不妥协。他坚持执着，但没有和任何人顶撞、抗衡对峙。不论对手对错、道德品行高低，他没有和朋友或对手决裂。由专制权威时期在蒋经国身边，到李登辉和郝柏村掌权，到民主转型后的台北市市长选举，他都有自己的世界和境界，以之和当权者和无权者搞好理性化的工作关系。
他的坚持执着和律己严，台湾基本上从道德、政治策略和个人性格上看，很少从理性主义的管治和和法治看。对他来说，当权和无权无关宏旨，官民平等无别。凡事从具体事实出发，按条文原则办，不理人事地位和关系，不从政治和道德上追究既往和将来。他有自己的原则和取舍，对人对己一切依法办事；律己严，不认为自己不可取代，随时放下，每次顺逆之间的进退抉择，竟都恰到好处。
马英九为何会赢
他和人的关系，是一人一法人实体，有你有我，各自独立自主，由理念和法则调控和联系，按制度和程序解决和处理事务。他由传统的小农「初级关系」（Primary Relations）转向工业社会的「二级关系」（Secondary Relations）。工业社会的「二级关系」是独立自主、自成实体的「法人」/「权益人」/「理性人」/「功能人」之间的关系，通过中介的大众媒介沟通，隔着大众媒介，直接一人（明星）对众人，中间没有（减少）组织性的桩脚和代理人。马英九的「人气」赢了王金平的「人脉」。人气是现代社会中，政治人物和大众通过大众媒介所形成的「二级关系」网络。人脉是传统的小农社会中，政治人物和大众通过中间组织性的桩脚和代理人所形成的「初级关系」网络。
随着东方的崛起和资讯科技的兴起，东西方的历史和文化开始全面对流，席卷全球。个体和集体加速深深浅浅分分合合。一切有关个人和民族的生活和存在的意义和意识、世界观和宇宙观、道德伦理、身份认同、归属感和拥有感，都可以成为文化创意产业、媒介、消费产品的内容。不论是正是反，是非曲直，创意文化产业的商界都把「文化」转为「商品」，应用到政治经济社会的每个层面，创造新市场，横跨中西方，出中入西、出西入中。
马英九横跨中西、接驳上二百年的历史情理，明白现代法治和政治的原理和文化内涵，并且身体力行，但似尚未为台湾所瞭解。台湾人渴望法治，但台湾人并不瞭解法治。他身体力行推行法治，把法治基本理念应用到政策和行为上。例如回避利益冲突，台湾人也不知底里，不配合他，知识份子和学术界伙同庶民百姓以揶揄他的「法治洁癖」为乐。
台湾和大陆较「人治」，庶民百姓依附父母官，官商一体，像十七八世纪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香港则是整全法治。台湾努力从「人治」走向整全法治，大致上以香港法治为主体标准，但难摆脱「人治」的依附心态和官商一体的运作形态，夹在「重商主义」出不来。像日本。南韩借97-98的金融危机，开始摆脱围绕着「重商主义」滋生出来的人治和腐败。大陆的开放改革，以封闭权力、集中统摄的「人治」带动庶民百姓依附父母官，官商一体，大跃进奔向「重商主义」。
台湾社会渴望法治，渴望在民主的基础上全面建立现代公民社会的整全体制，这正是马英九的强项，但台湾社会距法治和整全体制文化很远，马英九坚守法治的理念处事做人，不请客，不送礼，似乎自动遵守香港廉政公署的准则，竟成了他的短处。这次国民党主席直选，朋友和敌人都讥之为自命清高、不善变通、不近人情、脱离政治现实，由党内到立法院等实权位置，他都势孤力弱。他不但输了既得利益小集团的体制，也输了国民党部份核心舆论；李敖为王金平站台，和连战、宋楚瑜和李焕等一大群父执辈大老不同角度反马英九，形势一度非常不利。
选后，有一个支持王金平的年轻国民党立委，在电视上悻悻然说国民党是「利益分配机构，马英九完全不懂，他空谈理念、理论、理想，不顾政治现实、社会现实，管不好国民党」（大意）。他竟仍大模斯样把国民党的「组织性质」定为「利益分配者」，视之正常，反而马英九的「理念聚散者」不正常；到现在还没有反省，国民党正是死在「利益分配者」上，不知国民党是怎样输给中共和民进党的，不知中共和民进党是怎样一无所有，从「理念、理论、理想」建立「政治现实、社会现实」的。
马英九的新挑战
现在，上了国民党第一高位，马英九的新挑战，是把自己的理念和理想「体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使「马理念」转化成「马体制」。这是把自己的文化生命「体制化」成组织的文化生命，让「多层体制」（Multi-Institution）在强人不再、没有先知的情况下，可以有「体制」自己自生的生命，人人参与，自主自动，有序灵活面对不同时空时代的现实的挑战。这是另一个贯通中外古今的全民期望，是中国千年未有的大变局。
马英九一早选定这条人生路，一直当真，坚定实践；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台湾二三十年来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历史转型，给他一个中国几千年来没有给的机会，可以由他近乎宗教地独自奉行他的理念和信念，从生活和工作中树立一个严守个人理念、理想和操守的清誉和威望。他无意间告诉历史，今天的台湾，在几乎绝不可能之中，权力和人格是可以并存的。在国民党时代，在反对派里，在台北市政府，在国民党里，他都坚守「法治理念」和「人本信念」，宁失利益权位、不失法理原则和诚信。人生上半场，他的理想几乎在不同层面全部兑现。现在，下半场，他给安排到一个新位置上，由一个个人的洁净家园，走向一个大社会的政治环境，把个人的理念操守转化成一个全社会的政治生态。
盘古在混沌黑暗中开天辟地，为了怕天塌地陷，他一生顶住天地。现在马英九似也正在开创台湾法治和政治新天。现在已有天地，他要做的是改造，可能更难。相对于这历史使命，他需要科学家和思想家那种愿景和气魄，介入既有的现实和体制的「已知不变」（Givens），改造现实和体制，重整规律和逻辑。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05年9月号，总第9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