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民粹式的选举文化
民进党是靠街头政治起家的，陈水扁的最大本领是以其三寸不烂之舌鼓动族群对立，拉选票，拼选举，奉行“选票至上”。他的一言一行都是为选举。在陈水扁看来，有了选票就有了一切。但是，“选举是有钱人的游戏”。钱从哪里来？民进党不像国民党有庞大的党产，祗能寻求企业财团提供选举经费，从而形成金钱与权力互为补充的结盟关系。陈水扁过分倚重拉票工夫，无论人脉的建立与财金的发掘都以拉票为最高指导方针。“每逢选举，派系结合黑道与金主，拼了命想办法要选赢”；“选举成了买票比赛”，“台湾的政治演变成‘假民主之名，行多数暴力之实’的‘民粹式民主’”。 已从事检察生涯26年的台湾“法务部”参事沈明伦深有感触地解读了这种被扭曲了的选举文化：“台湾政治贪腐严重，与选举买票脱不了干系。许多政治人物从地方选举出身，靠着勾结财团与黑道买票，一步步当选地方民代、地方首长，进军中央的立法院，藉由审查法案或预算，对政府进行勒索”；“更有甚者，这些金牛直接进入中央政府体系或国营事业担任要职，进行利益输送或图利私人”。 论功行赏，广为酬庸，是这种“拉票文化”、“买票文化”的必然结果，辅选有功的企业、财团，介入政治、介入政策，甚至扮演“拥立台湾领导人”的角色。
（六）恶质化的个人品质
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今“第一家庭”及“第一亲家”之成员，陈水扁的“家臣爱将”，个个莫不弊案缠身，都卷入种种弊端的旋涡，陈水扁也陷入前所未有的窘境。陈水扁是律师出身，能言善辩。他是政客，而不是政治家。1998年陈水扁竞选连任台北市长失败后，曾经向扁建言“慎左右”的张作锦先生认为，“他自身的缺点，才是他失败的最大原因”。他归纳了三点：“不够民主，不讲法治，对政敌和异见心无恕道”。这是一个政客的品质，当年“轻忽‘慎左右’，8年后给了他致命的打击”。
台湾学者石之瑜认为，台湾的政治经济基本上就是一个“内线文化”。“对自己没信心，且不信任制度”，是陈水扁集团所共同反映的当代台湾人格典型。“内线是他们唯一的权力，说谎则是垄断内线的手段。”陈水扁从来不遵守规划，这是他的政治人格使然。 诚信是人立身处世的根本，而为人诚信恰恰是陈水扁政治人格的一大缺失。在应对赵建铭“台开内线交易案”、吴淑珍“SOGO礼券案”、“第一家庭”“炒股案”等弊案时，“两个月说了十四个谎，总统府成了制谎机”。 陈水扁就是这样：说谎，而且不断说谎，“说谎经常被媒体揭穿，他似乎一点也不在意外界的观感”。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庄严的政治承诺，当然更不在乎面对连连弊案时用谎言蒙骗台湾民众了。“第一家庭”个个弊案缠身，而且个个说谎成癖。由此，“我们也看到第一家庭教养教育的失败”。“第一家庭”从陈水扁本身到其妻子、儿子，“个个教养都出了问题”。 台联所做的“扁政府执政6周年问卷调查”显示，69个民间社团对陈水扁施政满意度仅为5.8%，“人民对于第一家庭的容忍度，随着时间而减少，怨愤随时间及弊案的踢爆而加深”。陈水扁“诚信破产，总统‘人言’无信变成‘狺’，无法得到人民的信任”。
“扁黑金”具有鲜明特点
什么是“黑金”？“在台湾社会，‘黑金’一词特指国民党执政后期李登辉时代违法不当的官、商、黑道利益交换行为”。 “所谓的‘黑金’，浅显地说，就是暗室内的利益交换，见不得人。凡是利用权势将他人或公家的资产纳为自己手中的活动，都是属于黑金的范畴。” “黑金”与政治权力的结合，便形成了“黑金政治”。在现今台湾社会广为存在的官商勾结、权力交换、利益输送、贪腐枉法、黑白共治等等，都是黑金政治的具体表现。台湾在李登辉执掌大权之后，黑金政治逐渐成为岛内迅速蔓延的毒瘤。在2000年陈水扁以“清流政治”击败国民党的黑金政治上台之后，台湾社会的黑金政治非但没有得到很好的根治，反而变本加厉，就像癌细胞一样广为扩散，成为更为可怕的不治之症。综观近年来台湾社会揭出的一系列黑金弊案，无一不深深地打上了陈氏的烙印，形成了与“李黑金”不同的“扁黑金”的鲜明特点。
（一）黑金政治中心化
从去年下半年被曝光的“五大弊案”，到今年围绕着“第一家庭”而展开的“SOGO案”、“台开案”等一系列弊案来看，台湾社会俨然成为一个“黑金帝国”，它的中心与陈水扁当局的权力中心巧妙地形成重合，这个“黑金帝国”的中心不是别人，就是陈水扁及其“第一家庭”。近年曝光的重大弊案，像巧妙编织的一张蜘蛛网，纵横交错，很自然地形成一个中心点，这个中心点也是陈水扁。“第一夫人”、“第一女婿”、“第一亲家”，他们都是陈水扁的内眷外戚；陈哲男、马永成、吴乃仁、龚照胜、谢清志、陈敏贤、林文渊、余连发等等，他们都是陈水扁的“家臣爱将”；林志豪、张兆顺、黄芳彦等，则是“第一家庭”的心腹内勤。他们都深深地涉入各种黑金弊案之中。他们的所作所为，也都与这个“黑金帝国”的中心有着直接的或间接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毫无疑问这种联系，都是绕着这个中心而展开的，为这个中心服务的。没有这个权力中心，就不可能形成如此庞大的“黑金帝国”和如此光怪陆离的黑金现象。
（二）政商关系网络化
从“第一女婿”赵建铭所涉入的“台开系列弊案”来看，以陈水扁为中心的金权集团已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利益共同体，以“总统府”为大本营，通过陈哲男、马永成等操盘手，与“国营事业”、金控财团、教育、医疗、军警系统等构成了上下通达的黑金网络。这个网络组成了多层次的利益交换的体系，形成了一种官商勾结进行利益输送、政治酬庸的共犯结构，深入到台湾社会的各个方面。几年来黑金弊案已涉及到政府、议会、金融、工程、电信、教育、保健、医疗、司法、军警、人事……等众多领域。这个“黑金帝国”的黑金活动，“已经构成了一种平行与垂直交叉的网络，是一种集体的活动。陈水扁政权的黑金现象，已不是少数的行为，而是集体的现象。” 因此，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一个弊案的曝光，往往是拔出萝卜带出泥，牵涉到一连串的人，形成案中案，案外案。“赵建铭祗是陈水扁黑金帝国的一个成员而已。如果不是陈水扁放纵，怎么会有吴淑珍、陈哲男、马永成、赵建铭、林志豪、黄芳彦等人上下其手的空间。” 长期支持陈水扁当局的台湾企业、金控财团，是政商关系中的重要成分，它们与“第一家庭”之间业已形成了一条“秘密通道”。传媒认为，“祗要找对‘中间人’，府、邸大门也能进出自如。”而前任副秘书长陈哲男和马永成、新光医院副院长、“第一家庭”医师黄芳彦、兆丰金董事长郑深池、前官邸总管陈慧游、诚品董事长吴清友等六人，“是外界眼中，促进府、邸与政商圈往来的‘中间人’，直达天庭的秘密管道”。 在去年6月陈水扁之子陈致中的婚宴上，台湾14家金控集团除少数几家外，其余各家金控老板均亲自参加，可见这个黑金中心与金控老板往来之密切，金控集团在这个黑金网路中的地位亦可见一斑。
（三）利益输送公开化
在台湾，处处弥漫着金钱交易，已不是什么秘密，国民党统治时是如此，民进党主政下更是如此。利益的交换与分配、利益输送与回馈，已成为台湾金权政治的重要基础。在台湾，公共工程是最能赚钱的行业之一，因此，公共工程承包也就成为利益输送与交换的主要目标。例如“高捷工程”、“高铁工程”等就是利益输送与交换的典型案例。贯通台湾南北的台湾高速铁路工程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公共建设工程，工程采用BOT经营模式，是全球最大的BOT案。毫无疑问，这一庞大工程将带来丰厚的利益。“肥水不流他人田”，承建高铁工程的当然是支持民进党的绿色“大金主”，大陆工程公司、富邦集团、太平洋电线电缆公司、长荣集团、东元电机成为五大股东，以不足300亿元新台币揽了近2300亿元的工程，当局全额担保了银行联贷3300多亿元；后又一再指令政府控制的财团法人出巨资填补了高铁的巨大窟窿，而五大股东则分文不出。台湾当局不顾高铁公司“政府零投资”的事先承诺，动用“政府资源”为长期支持民进党的企业财团输送利益，已是人人皆知的事实。陈水扁政权打着“改革”旗帜，“大肆出售国有地与公营企业、公营银行之官股，做起公库通私库勾当，将台湾公众辛勤数十年累积的财富奉送给三大金融家族控制的金控集团”。短短5年，三大金融家族“总财产累计暴增为原来的三倍多，达九兆多元新台币”。
官商不分，政商合一，是陈水扁当局政治酬庸的重要手段。陈水扁当局往往让高官在公企兼职，或让落选高官、“民意代表”作为官股代表去民营公司出任董事长、董事、监事之类职务，获取高额酬金。例如，陈水扁亲信林文渊出任中钢董事长后，随即修了公司章程，使自己得以非法领取高额员工分红达4400多万元。
利用股市内线交易获取巨额利益是官商勾结、利益输送的又一重要手段。“股市秃鹰案”及赵建铭“台开股票案”则是官商勾结、内线交易非法获利的典型事件。陈水扁妻吴淑珍、亲家简水绵及陈哲男、马永成、余连发等都非法炒股获取巨额利益。民进党的新贵们在这场权钱交换的黑金游戏中收取了利益集团的贷款，且“吃相难看”，“拿钱不办事”。尤以现已被羁押的陈哲男为最，他十年公职生涯，财富激增了1亿台币（折合375万美元）。即使一再声称与弊案无涉的陈水扁这个三级贫户之子，其执政6年，如今也是万贯家产了。由此不难了解民进党高官们为什么热衷于权钱交易。
（四）政治文化黑金化
陈水扁执掌权力6年来，在台湾塑造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与金钱、与利益交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严重地扭曲了政治文化的内涵，从而使政治文化黑金化。在台湾，似乎总是在忙着选举，选举已成为台湾式民主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这种争夺政治权力的游戏不是人人都能玩的，它是需要金钱支持的。台湾的法律对候选人的资格有严格的规定，其中规定候选人需缴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后方能参选，例如每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需缴纳1500万元保证金，另外还要准备连署活动经费、竞选活动经费等等。2000年陈水扁竞选时仅广告费就近4亿元。选举“立法委员”、县市长都需要巨额资金，少则数千万，多则数亿。钱从哪里来？不可能参选者人人都有万贯家产，主要靠各种手段募集资金。这就催生了台湾特有的选举文化，一种“买票文化”。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权力和金钱就构成了利益交换的选举文化。台湾各大企业、财团是陈水扁当局政治献金的最大来源。当然也是这种选举文化的最大获益者，是政治酬庸的主要对象。这种选举文化同时也催生了“卖官文化”、“买官文化”，吴淑珍、赵建铭介入人事案，就是这种“卖官文化”的佐证。“卖官文化”甚至已深入到台湾军队之中。
政治文化黑金化也带来了“裙带文化”，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连陈水扁亲家赵玉柱也名列校长遴选委员名单，并出任多家金融公司顾问，月入达33万新台币；赵建铭的小姑丈王克勤则由仓库管理员窜升至主任秘书。台湾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教授李丁赞对这种政治文化作了归纳：一是马屁好。“阿扁喜欢马屁已经不是新闻”，“所有拍马屁的人都会获得重用”；二是理想或价值的欠缺。“当精神价值不在时，财富与权位成为唯一的价值”；三是没有伦理思维。“他用公家资源来满足个人或党派的私利，大大超出了政治伦理的底线”。“不管是马屁好、缺乏理想主义、或没有伦理思维等，其实都普遍地反映在当前台湾整个文化里”。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06年9月号，总第10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