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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迅速 |
中评社讯╱题：“面碗效应”与两岸经贸关系的前景 作者：胡伟星（香港），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博士
近年来，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得异常迅猛，从「十加三」到东亚峰会，从一系列双边自贸协定到未来的东亚地区自贸协定，进展令人眼花缭乱，正在形成所谓「面碗效应」。在这个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浪潮中，台湾的经济正在被边缘化，这对扁政府的「积极管理、有效开放」政策形成巨大压力。
在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国际环境下，台湾面对什么样的政策选择？民进党政府是否会对两岸经贸关系作重新思考？今后两岸经贸关系的走向如何？
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与「面碗效应」
东亚经济一体化起步于上个世纪六十、七十年代，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束亚一体化的制度安排出现新的突破，其主要标志是十加三机制的形成，以及围绕着十加三机制出现的一系列双边与多边经贸安排；其中包括中国东盟自贸区、日本东盟经济伙伴关系、清迈货币交换倡议，以及正在商议中的东亚自由贸易区，使在东亚地区出现一个以亚洲人为主的地区经济一体化机制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两方面，即自下而上的市场经济力量，和自上而下的政府之间的合作。近年来区内政府加快在地区一体化上的合作，也受另外两个因素的影响。首先，区内绝大多数国家都已成为WTO成员国，WTO多边谈判进程艰难以及其最终破裂，使亚洲国家更重视双边贸易谈判，和以范围较小的地区贸易协定取而代之。其次，日益增多的双边自贸协定和多边合作机制的发展，区内国家都担心自己被边缘化，争相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协定，甚至出现中日韩在与东盟贸易安排上相互竞争的局面。中国除了与东盟十国签订了集体自贸协定，与香港和澳门订立了CEPA，与巴基斯坦和智利在二○○五年签了自贸协定，正在与澳、新、韩、以及海湾合作组织谈判自贸协定。
日益增多的双边多边自贸协定以及其他区域自由贸易安排，使东亚区域经贸关系越来越制度化，合作的力度和稠密度在加大。据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的统计，直至二○○六年六月，亚太地区共有八十二个己经订立或者正在谈判的双边多边自贸协定，其中中国有十个，日本八个，韩国四个，台湾一个都没有。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越来越多，发展蓬勃，各种贸易法规将迭层架屋，形成了所谓的「意大利面碗效应」（spaghetti-bowl）, 或者叫「面碗效应」（noodle bowl）。它使区域贸易安排越来越具有排它性，「体制外」的国家与地区进入体制内的难度增加。
台湾被边缘化了吗
从以上对地区一体化的描述，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初步结论。第一，从区域政府间合作层面来看，东亚贸易安排越来越机制化，国际协定的密度越
来越大，中国大陆越来越占据中心地位，而台湾开始被边缘化。台湾除了参加了WTO和APEC以外，因为不是主权国家，没有与区域内任何国家和地区组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也没有像香港、澳门一样与大陆订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无法享受WTO以外的地区排它性贸易优惠。这不仅影响台湾在本地区的发展空间，也对岛内的经济长期发展战略产生影响。
第二，WTO多哈谈判中止后，所有亚洲国家为了持续促进贸易发展，都更重视双边贸易谈判，并且加快了参加双边与多边贸易安排的步伐。其实，在多哈谈判鲜有进展的五年裹，东亚国家就已经急不可耐地转向双边谈判。台湾的「经济部」贸易局也承认，多哈回合谈判中止可能带来全球双边贸易协定更为盛行，恐怕对台湾很不利。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双边与多边贸易协定出现，以十加三为框架的东亚自由贸易区，或者以十加三东亚首脑会议为蓝本的大东亚自由贸易区，已经摆上议事日程，其最终实现也不是遥不可及的。到时候台湾是将自己置身事外，还是加入其中？以什么样的身份，如何参加呢？这都是台湾当局要面对的严肃问题和重大选择。
第三，台湾也一直想与其他国家签自由贸易协定，但都不得其门而入。在所有国家中，美国是台湾最想取得突破的国家。但据美国前驻台协会（AIT）会长包道格回忆，台北想要和美国签自由贸易协议，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考虑，想在选举时多捞些选票，但又不去处理和自贸协定有关的经济议题。美国的大公司原本对美台自贸协定颇具影响力和游说能力，但它们鉴于台湾有碍美国公司去大陆投资的规定，又不愿意去为台湾游说，因此，在过去的三年中，美台自贸协定的磋商一事无成，而且今后前景也不看好。
第四，当然，即使台湾被排斥在所有地区自贸安排之外，也不意味着台湾在东亚经济发展和区域一体化中就无所作为了。台湾的企业和公司仍然可以利用现有的WTO制度安排，同其他亚洲国家的公司和企业做生意，进入他们的市场，在那裹投资，只是没有更多的优惠和便利，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他们的竞争能力罢了。台湾的企业以嗅觉灵敏、动作快、策略灵活而着称，它们很会捕捉商机，在夹缝中求生存，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弥补了台湾在制度安排上的欠缺。台商在大陆的生存和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台商到大陆发展，既是参与地区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也是他们突破政府的限制，在台湾岛外寻求更大空间的表现。
大陆的「磁吸」效应和两岸经济的整合
由此可见，台湾的企业以及岛内经济的发展遇到了瓶颈，究其根源都是台湾当局的政策所造成的。从「戒急用忍」到「积极管理，有效开放」，使台湾在地区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中，有越来越被边缘化的危险。但是，台湾的厂商并不甘心坐失商机，千方百计地突破政府限制，向岛外寻找发展机会，使自己不被边缘化。大陆的经济高速发展，巨大的市场潜力，对台商也产生了强大的磁吸效应，使两岸经济交流日益密切。台湾目前是大陆的第七大贸易伙伴，二○○五年贸易额为九百一十二亿美元，大陆逆差五百八十一亿美元。大陆是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三大贸易伙伴，最大的投资地，台湾对外贸易对大陆的依存度接近百分之二十。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某些领域，两岸经济开始整合，如果政策进一步开放，三通彻底实现，两岸经济能进一步整合。
据台湾《工商时报》于七月三十一日发布的「二○○六大陆台商一千大特刊」，二○○五年台湾一千大登陆企业的营业额已经接近一万亿元人民币，其整体营业额相当于台湾二○○五年GDP百分之三十五左右。台商在大陆的实力持续增强，使得政治因素难抵两岸经贸急速整合的趋势和走向。台湾的企业在经营上面对各种挑战，在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潮流中，它们没有自我封闭的条件，企业走出去是必然之事。很多企业在大陆的产能成为企业站稳全球产业链的支柱，它们因应大陆消费力和市场的变化，大陆经济结构调整，展开全球化的战略布局，以在大陆的规模化量产降低成本，得以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两岸经济的进一步整合，对双方都是有益的。对台湾来说，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增长快速，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之一。台湾的厂商顺应市场形势，积极争取消除投资大陆与两岸贸易的障碍，发展对大陆的投资与贸易关系，从大陆的快速发展中得到巨大利益。对大陆来说，大陆亦可利用台湾的投资和技术，拓展与海外市场的贸易关系，获得源源不绝的资金和技术进步。长远来看，两岸的紧密经贸关系，无疑对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有利，也有利于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的实现。
民进党政府能有所作为吗
民进党政府在两岸关系上的政策困境也反映了其在地区一体化中的困境。参加地区贸易的制度安排必须经过北京，不回到一中原则，大陆不会与民进党政府打交道。如果迫于岛内工商界的压力，大幅度开放两岸经贸，会使台北对大陆的筹码越来越少，台湾的「本土派」势力不愿意。这样，「积极管理」和「有效开放」就成了很难掌握平衡的跷跷板，在当前的政治生态下，民进党政府不管谁在台上，都不可能有作为。
最近，行政院院长苏贞昌想藉在民进党全代会中常委选举中占优的形势，在「苏修」路线上有所作为，筹办了台湾经济永续发展会议。原本用意是要替台湾经济找寻出路，借着经续会为台湾企业赴大陆投资松绑、落实三通直航等议题背书。但各政党自有盘算，经续会反成了各党派政治角力的场域，经续会两岸组的政策争议更演变成蓝绿政治攻防，并微妙地牵动扁、李、苏三巨头之间的关系。
早在经续会召开前一周，陈水扁就已先行在电子报上释出取态，「积极管理，有效开放」的两岸主轴基调不变。「总统府」秘书长陈唐山也刻意放风，府院有共识，经续会的两岸经贸政策不可能有太大变化。至于以李登辉为首的「深绿」阵营，更不能容忍「苏修」路线。李登辉的台联子弟兵在经续会上扮演了强悍的独派守门员角色，他们甚至发出倒阁的威胁，向苏贞昌施加压力，并且屡屡奏效。可见苏贞昌为了二○○八年大选铺路，想有所作为，但在深绿的狙击下也难有所作为。弊案缠身的阿扁，此时也不得不转向深绿寻求支持，无法容忍「苏修」路线得以实现。结果，受工商界瞩目的两岸货客包机常态化、投资大陆不得逾净值百分之四十上限，以及台湾金融业参股大陆银行等经贸议题，全数被挡驾。这显示出后扁时代的两岸经贸政策，仍然会是紧缩的路线。
结语：展望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
推动两岸关系的稳定和经贸关系的发展，目前关键在于台湾当权者的大陆政策。阿扁因为弊案缠身，自身难保，不可能去「拼经济」，大幅度开放两岸经贸关系。目前岛内的政治生态，不管谁去主管行政院，也不可能有所作为。从这方面看，台湾经济发展会受到极大限制，有进一步边缘化的趋势。但从台湾企业的角度看，民进党政府迟迟不推动「三通」，－再限制两岸经贸往来，更加坚定了他们去大陆发展的决心。从大陆方面看，掌握了天时地利，筹码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势下，大陆政府对台商的政策也愈显重要，在两岸的政治拔河中，台商能发挥什么作用？它不仅关系到两岸经济联系，也关系到如何做台湾民众的工作的问题。大陆不能把对台湾的希望寄托在少数政客身上，也不能只「密切关注」台湾的选举和政党轮替，应当在如何直接影响台湾民众的对大陆认知、打动台湾民心的政策上多动脑筋。作为争取台湾民心的一项措施，今后如何让台湾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安排，不使其被边缘化，也是一个需要认真考量的问题。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06年10月号，总第10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