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讯╱题：中国崛起与国家统一的外部环境 作者：李义虎（北京），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中国崛起，即中国成为经济高度发达、政治体制效能优越和国家完全统一的现代化强国，无疑是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的首要目标，也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主题。根据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进程特征，其中又可分为实现完全现代化和完成国家完全统一两大分解性目标或分解性主题。这两大目标和主题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由于中国在迈入现代化过程的开局，即接连遭受外国列强的侵略和欺压，所以，这两大目标和主题曾出现过错位现象，学者们将之称为“双重的主题变奏”。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救亡一度压倒了现代化，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统一的任务显得比实现现代化来得更为迫切。从日俄战争（它侵犯了中国的部分领土）、中日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中国投入了相当大的国家力量和资源来对外御辱；冷战时期，中国亦受到来自两个超级大国的政治压力。就此而言，中国自身所面临的两大目标和主题始终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只有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才开始真正具备了解决两大目标和主题关系的充分的内在条件与外部环境。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现代化建设成为国家的中心任务，或者叫“第一要务”；国家统一则成为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所要完成的另一个重要任务。现在，就完成这两个任务的基本条件而言，我们面临着中国崛起与国家统一外部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处理。
中国崛起与国家统一的关系：时间因素
根据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从现在起到2050年，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是中国在21世纪的历史性任务。所谓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实际上就是中国崛起的意思。这里面不仅有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设计，而且有国家发展进程的规划和时间的限定。这里所强调的，是完成中国崛起目标与实现国家统一的时间因素。
实际上，崛起的概念与发展经济学中所谈到的起飞概念一样，同样是有时间因素的。按照罗斯托著名的起飞学说，起飞是那些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在短时间内完成的从传统社会到现代化社会的转型。如果要经历比较长的时间，比如说经历100年的时间，那么即使能够完成从传统社会到现代化社会的转变，也不能叫起飞。而只有在相对短的时间里完成这种转变，才能称得上是起飞。在内涵上，崛起的概念与起飞的概念相比，有着相同之处，也有着不同之处。不同之处是崛起处在完成现代化的终点上，而起飞则处在走入现代化的起点上；换言之，崛起必须是完成全部起飞过程之后的事实。另一方面，崛起和起飞的相同之处是，二者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只有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完成全部现代化的任务，才能算得上是崛起。以此观之，2050年完成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这里面有严格的时间限定，能够在此时间内达成所设定的目标，应该算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崛起。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国家统一目标的时间因素问题。在十六大报告中，这一问题也有充分的论述，并且在其序言部分它就被列为21世纪中国所要完成的三大历史任务之一。这正好与实现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战略目标相当一致，自然算是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基本内容之一，也应该在时间上相当吻合。也就是说，中国的国家统一与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或崛起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文中应有之义。如果设想到了2050年所谓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实现了，或者说中国真的崛起了，但大陆与台湾仍然处于分离的状态，也就是说中国的国家统一目标仍然没有完成，那就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全面振兴或者崛起。因为中国尽管在许多经济、社会指标上达到了21世纪初所设定的战略目标，但如果届时中国连自己的国家统一问题都没有办法和能力解决，中国的现代化强国地位便会很少有人会予以承认。
就目前而言，虽然我们不可能象香港、澳门回归那样在天安门广场竖立一块倒计时的牌子，大家一块做倒计时的游戏，但中国的国家统一决不是没有时间概念的事情。这样说是因为：一是台湾问题的解决确实有其特殊的复杂性，或者说确实有其比解决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更为特殊的复杂性。因此，现在就圈定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表，显然是不太现实的。但是，不硬性设定所谓时间表并不意味着无须强调时间因素，台湾问题的解决和实现国家统一目标，仍然是有时间限制的，它至少不能拖到中华民族实现全面振兴或崛起之后；二是台湾问题的解决，即国家统一的最后完成，存在着更为复杂的外部环境制约，特别是需要面对中国崛起后所带来的外部环境的显着变化。因此，我们必须审视台湾问题解决和完成国家统一现在就具有的外部环境问题，也必须审视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外部环境的变化问题。
中国崛起对国家统一外部环境的影响：新的空间因素
探讨国家统一的外部环境的著述甚多，这里所着重探讨的是中国崛起对国家统一的外部环境及其变化的影响。这样做，一是要以我为主地看待国家统一的外部环境问题，二是要始终把国家统一的外部环境看成是一种必然存在着的动态过程。
在论述国家统一的外部环境时，人们较多地以其他相关各方的因素作为考虑的重点，而较少以中国自己的因素为观察指标。例如，不少人把美国因素或中美关系看成是国家统一外部环境中最大的制约因素。实际上，中国自己才是国家统一进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其中中国崛起的事实已经是影响国家统一进程的最基本要件。中国是否能够崛起，不仅关乎中国自己的综合实力和地位如何，也关乎国家统一过程的进展和速度，还关乎到外部环境的变化。虽然从一个方面来讲，中国崛起是带有内部性质的问题；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中国崛起也是一个会引起国家统一外部环境变化的直接的重要因素。因为中国的变化本身就是一种国际关系的结构性和格局性的变化。由于中国是与美、俄等大国实力档次相当的大国，它的任何变化，无论在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上，还是在国际格局方面，都会自然引发一系列结构性的后果，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目标的外部环境也自然会相应发生重大变化。虽然有人可能认为，中国的崛起尚处在进行之中，还没有达到完成崛起的终点，因此现在谈论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外部环境的变化问题，为时尚早。
中国现在采取的是维持国际社会现状的政策，并不直接挑战美国和西方自1945年以来所建立的国际秩序。所以，中国的崛起不会带来中国实现国家统一时的外部环境的实质性变化；尽管中国走入了崛起的过程，但它实际上希望尽量避免出现过去曾经有过的“霸权国-挑战国”的循环模式，因而不会重复出现过去那种因“霸权国-挑战国”相互关系变动或位置互换所引起的结构性震荡。但是，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崛起与欧盟的崛起、俄罗斯的复兴和美国的衰落一样，都是国际关系中的重大结构性变换，在影响全球力量布局上具有同等的含义。因此，应该说，中国已经发生的崛起事实在本质上是一种谁也无法回避的结构性的变迁过程，会导致国际格局和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化。特别是，解决台湾问题和实现国家统一的地区环境，即东亚地区的环境，肯定会因中国的崛起发生秩序的改组等结构性的变化。因此，应该把中国崛起引发的外部环境变化视为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外部环境变化的关键因素，也因此应该从纯粹观察外部环境的视角转移到以我为主的视角。
另外，中国的国家统一并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而是一个始终处于动态的过程。正是由于中国的国家统一进程会始终伴随着中国正在发生崛起的事实，不仅中国社会的内部在发生着不间断的动态变化过程，而且它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在发生着不间断的动态变化过程。也就是说，中国在崛起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会累积着引起外部环境动态变化的因素：
首先，在中国崛起过程中，中美关系这个影响国家统一的最大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就会发生变化。中美关系会因为中国发生崛起的事实而被添加进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因素，中美相互的位置关系有可能出现移动现象。
其次，中国的崛起还会使中国与其他相关大国的关系发生重要的变化。例如，中国与俄罗斯、欧盟的关系就有可能在一种多极化的均衡中实现力量对比的转移。
再次，中国的崛起会引起地区局势的改观。中国在发生崛起事实的过程中，在实现崛起的结果之后，都存在着使中国在地区关系中所能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的情况。
因此，上述几点都是使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目标的外部环境发生动态变化的所在，需要我们以动态的观点和方法看待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外部环境问题。当然，中国的崛起也可能带来一些不利的外部环境变化，如“中国威胁论”有可能因此而加剧，其他大国和地区内国家有可能对中国增加更多的防范心理，并采取相应的反制性措施。这种不利因素有可能投射到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的进程中，从而增加对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目标的阻力。但无论如何，这也需要我们以动态的观点和方法看待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外部环境问题。
结束语
总结起来，正如事物的两面性一样，中国崛起对中国国家统一肯定会带来无法回避的十分正面的和有利的影响，但也存在与之伴随的一些不利的影响。中国的崛起意味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因而自然增加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目标的能力和实力，自然会在更大程度上吸引台湾民众对国家统一的认同感。如果中国在自己的崛起过程中，与其他大国善处关系，并善处中国崛起的后果，那么国家统一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就会出现十分有利的前景，至少这种外部环境和条件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中国与其他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关系不能善处，也不能善处中国崛起的后果，则国家统一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就会出现不利的一面。因此，中国应该制定适当的国家崛起战略和国家统一战略，并使二者具有良性的“必要的张力”和互动关系。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06年11月号，总第10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