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思路同样得到学者和政策分析家的响应。如罗伯特．斯卡拉皮诺所指出的，从长期来看，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达成「搁置主权问题，基于联邦或邦联」的政治关系是可能的。（罗伯特．斯卡拉皮诺（Robert Scalapino）：《亚太安全问题和美国政策》，《美国外交政策利益》二○○四年第廿六期）可以理解这一主张背后的基本道理就是避免美中之间因台湾寻求法理上独立的压力而导致的潜在军事对抗。这种看法受到了公众舆论的支持。根据佐格比国际在美国所做的民意测验，美国人把中国看作英国、日本和以色列之后第四位最「重要」的国家，有百分之五十九的受调查者对中国持正面看法，比十年前的百分之四十六有所上升。更重要的是，尽管有百分之五十一的美国公众继续把中国视作潜在军事威胁，但还是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反对在台海冲突的情况下，以武力保卫台湾。（《世界日报》二○○五年一月十四日，第一页。）可以发现在美国公众的情感中，台湾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优先地位发生了明显改变。
总而言之，保持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分离状态符合美国利益，但这一选择不再占据较高的优先地位。相反，保持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尤其是与中国在诸如反恐战争和朝核危机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上的合作关系已被提升到更高的优先地位。新一届布什政府对美国外交政策优先目标的调整促使许多华盛顿的评论家鼓吹针对台湾的脱钩政策。这方面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来自二○○四年十二月期《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特雷弗．科森（Trevor Corson）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如果台湾坚持走向法理上的独立，引发与中国大陆的战争，那么「美国应当让台湾自己保卫自己」。《台湾海峡──绝缘套》，《大西洋月刊》二○○四年十二月）。
二○○一年九月十一日后的国际环境总体发展对中国的安全形势相对有利，而最重要的有利趋势来自华盛顿，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有了转变。但另一方面，北京不应把这种有利环境当作理所当然。中国尤其要重视可能出现的趋势变化。二○○五年初一个最令人担忧的信号来自华盛顿和东京的联合声明，即台湾问题将是美日安全同盟的关切点（见后面的分析）。
中国的战略
二○○一年四月的海南撞机事件对华盛顿和北京都是一个警示。两个大国认识到，它们需要在全球政治中找到共同立场以避免潜在的军事对抗给该地区带来毁灭性后果。在「九．一一」事件的推动下，两国开始迅速改善双边关系。
首先，中国继续关注现代化进程和经济发展，这要求在市场、技术和资本方面结成与美国的密切合作。因此，两国间金融官员频繁互访。
第二，北京强调中美之间趋同和重迭的利益，包括反恐、六方会谈、防扩散和其他战略和安全问题。
第三，中国在小心翼翼地不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的同时，也积极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将重点放在与东南亚的关系，其表现是十加一（东盟＋中国）和「十加三」（东盟＋中国、日本和韩国）机制非常显着地进展。在这方面，中国在本地区发展了「睦邻」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使亚洲邻国对中国的印象从「威胁」转变为「机遇」。
第四，中国努力与其他大国发展友好关系。北京与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以及欧盟（尤其是德国和法国）日益深化的关系都凸显出中国与各主要大国的亲密关系。
第五，尽管执行上面提及的与邻国和大国的缓和与合作政策，但中国不会牺牲国家主权和国家核心利益。北京明确表示，台湾问题属于这一范畴。面对台湾岛内越来越强烈的的独立要求，中国通过大力促进台湾海峡两岸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强化了吸引台湾人民的和平建议。与此同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积极推动并批准针对台湾问题的《反分裂国家法》。在国际上，中国继续在台湾问题上保持强硬姿态，多次警告华盛顿不要提升其与台湾的防御合作。
但中国对几个与中国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亚太地区的外交政策也有模糊的地方。首先，中国似乎在如何与邻国日本这个经济强国打交道方面表现得举棋不定。一方面，中国全力增进两国间的经济相互依存，使其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同时，中日间的政治和战略关系多年来处于冷淡状态，中日关系在过去两年中经历了挫折。从北京的角度看，双边关系的恶化主要是因为东京处理历史问题的态度与政策，小泉首相坚持参拜靖国神社是北京拒绝恢复双边国事访问的重要理由。不过北京很清楚，日本是美国最重要的安全伙伴，美日共同防卫指针确保两国将共同干预台湾海峡可能出现的军事对抗。（爱德华兹．科迪：《中国抗议美日协定》，《华盛顿邮报》二○○五年二月廿一日，第A廿四版。）韩国和澳大利亚则明确表示，它们不会参与围绕台湾问题的对抗，即便美国置身其中。
第二个模糊的地方是，对中国而言，北京并不完全确定华盛顿将在未来的台海关系中发挥何种作用。北京加强对华盛顿施压，使其发挥「剎车」作用以阻止台北走向独立。这样，北京从努力中看到了一些积极效果，包括布什总统明确警告陈水扁不要改变台海关系现状。另外，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在二○○四年十月访问北京期间的评论明确表达了美国的观点，台湾不是一个主权国家，美国不会支持台湾独立。由于取得了这些积极成果，北京继续敦促华盛顿发挥作用就顺理成章了。
中国对华盛顿到底扮演何种角色持谨慎态度。因为北京同样认识到，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主要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未必符合中国的统一战略。例如，北京不愿意加入涵盖台湾问题的多边国际安全框架。换句话说，中国不但希望美国更加积极地阻止台湾独立，也同样试图把台湾问题限制在一个国内而非国际的论坛内讨论。
中美：「互为警惕的相互依存」关系
总之，中美关系可以被概括为「互为警惕的相互依存」，意思是中美两国可能是本世纪所仅有的能影响全球稳定和繁荣的两个超级大国（一个是现存的超级大国，另外一个是正在崛起的潜在的超级大国）。这两个国家是在包括战略、经济和政治等几乎所有领域内，都存在着内在的相互依赖的大国。同时，中美两国自然地以不确定的眼光来看待对方，因此笔者称其为「互为警惕的相互依存」。
在上面对布什第二届政府的亚洲政策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进行分析后，中国也许应认真思考能确保自己和平崛起的政策选择。
事实证明，美国对台湾「独立」运动的干预是有效的。北京在这方面与华盛顿的协调与合作应进一步加强。中国已经初步实现了与国际接轨，北京不应害怕在国际上讨论台湾问题（尽管中国认为这属于国内事务）。换句话说，中国应当承认，美国对台湾问题的介入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形成的事实；在此基础上再按照自己的利益来控制国际势力的卷入，尽量把国际势力的参与从负面因素转化为正面因素。
按照这种思路，北京希望在大国间达成更多共识，以得到不鼓励台湾「独立」的承诺（这些大国包括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加上日本和印度）。与此同时，为争取岛内民心的向心力，中国也应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允许台湾在国际社会中享有更广泛的自主权。
在确认中国外交政策基本成功的同时，北京也应该认识到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对日政策没有奏效。二○○五年二月的美日联合声明证实了这一点，它第一次把台湾问题列为美日两国共同关切的安全问题。我们当然不应该否认历史问题的重要性，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会继续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但问题是如何解决日益恶化的中日关系和如何将其与中国的全球战略目标联系起来。
根据权力转移理论，美国最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就是推动一个对现存国际秩序基本满意的中国。美国充分认识到，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如果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军事对抗，「即使在交战的早期美国能成功，但也不能确保台湾的长期安全。」因此，「美国在台湾海峡军事上的短期内的胜利将损害美国的长期安全利益。」（罗纳德．塔蒙：《权力转移》，第173页。）权力转移理论建议，美国应试图将中国融入其联盟结构当中；即使这个方法不行，美国也应同中国保持接触，将中国纳入现存的国际体系，以便让中国逐步接受现行的各种国际规则和规范。根据这种思路，有些学者甚至建议接纳中国加入北约或类似的组织。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和平时期的联盟能将偏好相似的国家聚合一起。（杰西卡．库格勒、罗纳德．塔蒙：《地区挑战：中国朝大国的崛起》，第五十三页。）我们可以看到，布什的对华政策的许多特点反映了这种长期战略考量。同时，它也反映了美国政策精英集团内部不同学派的政策争论。我们可以预期美国不同学派之间的这种政策辩论仍将继续存在，比如「新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的接触学派」和「权力转移理论」等。
总之，了解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走向对中国处理台湾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的崛起及其对台湾问题的处理方法吸引了全球各主要国家的关注。北京面临的最重要的外交政策问题无疑是对美关系。保持稳定和合作的中美关系，并将两国间的分歧置于可以控制的水平，这对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台海问题的和平解决是至关重要的。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06年11月号，总第10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