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重视台湾“四代人”之间的差异分析
将台湾社会分成“四代人”加以分析，这并不是任雪丽首创，在台湾一般也是这样划分的，而任雪丽则是将这“四代人”刻划得更细致、客观、公允一点。
她认为第一代人既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也深受日本文化影响，但对第一代的李登辉这些人来说，“中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日本和台湾则是实实在在的”。
而第二代人要比第一代人更复杂。他们生长在国民党专制时代，政治上是僵化的专制主义，是白色恐怖，是偶语允市；但地方竞选是生机勃勃，让许多台湾人加入了国民党并成为新贵；而当时的意识形态却是令人窒息的，对台湾文化与母语的扼杀，令台湾民众感到羞辱；但这期间经济又是高速发展的，经济增长率维持在10%左右，创造了“四小龙”的“台湾奇迹”。这种“混杂”令人困惑，也孕育了反对运动。随着台独分子的公开、活跃和台湾主体意识的发展，部分人渐渐地将对国民党的不满变成了对中国的不满，国民党的“反共教育”也轻易演变成“反中教育”。部分台湾人开始抛弃一个被认为强加给自己的中国身份，这一代人为自己的政治运动所选择的标签——“党外”运动。这一代人的语言则是“新台湾人”、“台湾的生命共同体”、“台湾人的台湾”、“自决”、“独立”、“制宪”……，这一代人抱有一种强烈的几乎是本能的冲动，以民族主义角度来看待政治问题。这一代人结束了台湾专制时代并向民主社会过渡，他们中的一部分对今日的中国大陆持严重的猜疑与排斥，他们最认同台湾，也最支援“台独”，当今台湾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几乎都属于这一代人。
但台湾的第三代人则是在第二代人推动台湾“民主化与本土化”转轨期间长大，与上一代人相比，他们的选择没有那么严峻。第三代人组织的“学运”所遭遇的风险和逆境也要比上一代人少得多，这些“学运”领袖后来大都成了民进党的骨干，但他们对“台独”的支持比较薄弱，在两岸关系上更务实，意识形态也更平淡；他们更注重程式民主，重视核心价值观，他们不像第二代人将“本土价值观”看成高于“清廉价值观”；而更追求反省与创新；他们认为改变国旗与国号并不重要，与中国隔绝只会导致毁灭。因此，在今日民进党中会出现所谓的“十一寇”。即使是第三代外省人，也认为他们与马英九有略微的世代差别，他们没有马英九的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内战与意识形态负担。
台湾的第四代人是在台湾“民族主义”得以光耀的社会中长大，他们从不缺少金钱或舒适的生活，他们看上去很健康漂亮，却很容易受伤，因此，人们叫他们是“草莓族”。他们竟不以他们父辈所讲的“台语”为荣，他们中95%选择了讲“国语”，他们不认为选择语言就是认同台湾的一个标志；他们甚至认为“爱台湾”不应成为任何政党的专有势力范围，他们还以“台客”自娱，他们竟将这过去对台湾人的谑称据为己有；政治几乎成了他们的消遣，持强烈政治观点的人被他们认为有点怪；统独的辩论，在他们看来也是不真实的，是政治工具而已。唯一让他们焦虑的是中国大陆，在台湾与大陆的竞争中，大陆是一种威胁，他们期望台湾企业到大陆发展，他们也愿意去大陆工作，以展现他们的才能，获得更大发展空间。他们认为仇视中国是错误的，对第四代人而言，决定性的挑战则是抓住经济机遇和应付中国大陆所构成的政治挑战。
四代人的共性是“台湾优先”与“本土第一”，这与香港的“爱港爱国”一样，爱台是第一位的。但四代人又有明显差异，政治选择与两岸观有着很大的不同。两岸的前途最终将在台湾第三、第四代与大陆年轻的一代之间解决，第一代和第二代台湾人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的影响力在消退；台湾第三、第四代人并不全都认同前两代的主张，瞭解台湾社会这种状态，无疑也找到了解决问题的良药。
美国特德•盖伦•卡彭特写过一本很有影响的书——《即将到来的美中之战：台湾问题冲突的发展轨迹》（2006年版），他认为台湾将会宣布独立，美国将会陷入与中国的战争。而任雪丽认为，“这是对台湾社会现实和真实民意的彻底误读。事实上，如果发生台海危机，原因只有一个，即北京决定不再等经济日益结合与敌意逐渐消退这些趋势发挥作用。但中国这样做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代价很高，而且谋求正式独立和正名活动的最高峰已经过去。中国会逐渐看到，在跨过高峰之后，双方进行调解的前景其实越来越光明。”
关键还在于中国大陆的决策
运用社会阶层分析的方法去研究台湾问题，在国内也有一些部门与学者开始予以重视，如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一些师生正在尝试，我拜读过以陈孔立教授为首的师生们的一些论述。也许是赴台湾实地考察机会有限，积累的案例与民调尚限制，还不能像任雪丽教授那样可以做出较全面的研究报告，但他们的某些结论却十分相似。
如该校研究生陈言的《台湾地区大学生的国家认同初析》（2006年），他采集的台湾中华文化协会在2000年做的“全国大学看两岸民调”，在身份认同上，自认为“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占72.9%，自认为“是台湾人”的占23.5%。《文化一周》在2003年做的“大学生对台湾认同”的问卷调查，自认为“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的占49.2%，自认为“是台湾人”的占44.6%，这比台湾一般人群的民调中自认为“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比例要高。又如，在“您平常提到‘中国’时，是指哪一种”？回答“大陆与台湾”占22.7%，“台湾”占3.7%，大陆占72.2%。在问到“您是否同意台湾人与中国人分属两个不同的民族”？回答“同意”占11.7%，“不同意”占61.7%，“非常不同意”占22.7%，也都超过一般民调，显示了台湾第四代人不同特性。如果我们认真研究一下香港几代人的差异，以及他们在回归后的身份认同变化，更可验证任雪丽的论点。随着时间推移与中国日益富强，对祖国的认同及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趋势是光明和乐观的。
瞭解台湾四代人的不同特性，对解决两岸关系以及制定相关政策是十分有帮助的。任雪丽认为，“如果我们使自己的眼光超越陈水扁行政当局，情况就显得截然不同，尽管‘台湾民族主义’情结十分浓厚，但是大多数台湾人也不像“总统”那样厌恶中国的一切事物”；“随着第三代和第四代人在台湾走上领导岗位，他们都必须做出一项决定，是坚持陈水扁行政当局失败和不得人心政策，还是开创一条比较符合选民的温和偏好的政策”；“他们认为双方之间没有任何理由要发生冲突，中国大陆具有台湾人可以利用的种种经济机遇，他们并不害怕抓住这些机遇”。我想任雪丽教授这番话是很中肯的。事实上，一个中国的尊严与荣誉是属于两岸四地全体中国同胞的，我们完全可以共用这种尊严与荣誉。
任雪丽教授在她报告中反复强调“中国是关键”，“台湾的民族主义的命运取决于北京”，这与我撰写的文章观点完全是一致的。我也一直认为，在决定两岸关系诸多因素中，大陆因素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如果我们只知一味打压台湾，单纯强调对抗，任雪丽说，“就很可能会造就成又一位陈水扁”；如果我们以父兄般的胸怀，“以充分的灵活性、创造性和善意”吸引台湾第三代第四代，让他们找到新的安身立命的空间，那末，任雪丽认为，“台海问题有朝一日甚至可能会得到解决”。对台湾问题的判断与决策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一个错误的决断与政策，后果是灾难性的。
三月中旬闭幕的全国“两会”，受到全球高度赞誉，这种开放、民主、务实的做法，得到舆论高度肯定，《亚洲周刊》社论称，如以今年“两会”姿态向前发展，中国将不会有“台独”问题，“台独”也没有生存空间。这样的评论与任雪丽的观点又有着相似之处。
读了任雪丽教授对“台湾四代人”的属性分析，我们应该多点自信：两岸走向和合、融合、统合，最终走向统一，是一个不以人的喜欢或不喜欢而决定的必然的结果。当然，这一切还要取决于我们的智慧、信心与决心。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07年5月号，总第11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