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
（一）中国国民党的政治底色。中国国民党偏安一隅，失去了应有的政治战略高度，已经从全国性的政党沦落为地方性的政党。
（二）中国国民党在政治策略方面的错误。中国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自蒋经国以来，多次犯了致命性的战略错误。包括错用台独分子李登辉，开放民主过程中对台独的纵容。李登辉的背叛，导致国民党的分裂，给中国国民党造成致命伤害；马英九以降，国民党最大的质变，就是放弃了国家统一的政治诉求。
在与民进党的斗争中，中国国民党把自己放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未能看清台独是“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最大敌人，对大陆长期奉行反共立场，而在与民进党斗争、反对台独上采取妥协、退让和暧昧的政策。
小结：中国国民党的错误的战略，来自于它深藏于骨髓之中的反共的政治基因，冥顽不化的反共政治立场和一党之私的政治算计；反共的政治立场，使之政党政治路线长期失焦，政治资源极大浪费，最终又不能脱离外来政权的所谓“原罪”。作为台湾最大的反对党，中国国民党抗拒统一、反对“一国两制”的政治立场，形成了民进党实际上的分裂侧翼。反对“一国两制”也断送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合作的历史机遇。
六、直面台湾的政治生态
(一)是谁关闭了两岸和平统一的机会之窗？在习近平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后，除新党作出回应外，台湾执政当局，和台湾最大的在野党，均未能把握极其重要的历史机遇，不但不积极应对，而悍然“反制”和拒絶。民进党当局在沉潜了两个月之后，于2019年3月11日，由蔡英文召开台安全会议，提出因应及反制“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指导纲领”，内容涵盖两岸、民主法制、经济、外事、安全、防务、社会共七大面向，包括要全面检视两岸交流相关规定的落实、稳定增加防务预算、全面提升台军战力等。蔡英文还在会中表示，不反对交流，反对的是“一国两制”。
中国国民党则对两岸关系的论述，退回到马英九时代的“一中各表”“不统、不独、不武”。现任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公开表示：“一国两制”从来不是我们的选择，也絶对不会接受。
（二）延绵不断的两岸政治分歧和政治对立。1979年的《告台湾同胞书》中：“我们寄希望于一千七百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台湾当局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立场，合作的基础。我们一贯主张爱国一家。统一祖国，人人有责。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对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作出宝贵的贡献”。这段文字中两个“寄希望于”和一个基本政治判断是：“我们寄希望于一千七百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台湾当局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这是对台关系史上，大陆方面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政策判断，也长期影响了大陆的对台政策。
40年后，当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国际关系和两岸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陆的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成为世界第一的贸易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台湾的人口从1700万成长到2300万，台湾的政治生态则发生恶化，完全颠覆了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所作的政治判断，主张台独分裂的民进党夺取了台湾的执政权，而分离意识成为台湾主流的意识形态。大陆所面对的是“两寄”都已改变；而今天的台湾执政当局，彻底否认“九二共识”，以武拒统，倚美谋独，两岸政治关系空前对立，逼迫大陆只能调整对台斗争的策略。
小结：台湾的政治生态是两岸政治关系的映象和表征，台湾政治生态的恶化在于，分离分裂意识不但“政治正确”而且已经沉淀为“伦理应然”。民进党在民主包装之下搞台独，有其社会基础。两蒋时代结束后，自李登辉窃权之后，中国国民党分化分裂，主张台独的民进党成功上位，取得执政地位，民进党在教育和舆论上主导了台湾社会，长期培育仇恨、制造悲情、妖魔化中国大陆，在意识形态领域以爱台为幌子，塑造了反中、反共、分离分裂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在台湾不但是最大的“政治正确”，而且这种意识形态已经浸润到台湾普通大众思想感情之中，沉淀为“伦理应然”的社会思想基础。如果说政治正确是执政当局坚持和主导的意识形态，政治正确可能因为执政党的更替出现变化，那么，“伦理应然”则成为一种具有道义力量的社会共识，致使台湾其他政治力量已经无法反制。民进党成功绑架了台湾民众，为其危险的台独分裂路线背书，两岸关系渐行渐远，民进党的策略是，可以不追求宣示台湾的法理台独，但民进党治下，台湾正走向实际独立的危险境地。
七、渐行渐远的两岸“民主政治协商”
根据两岸政治关系的性质，采取的不同方式，完成国家统一。可以预期的国家统一样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和平状态下的民主政治协商，二是对抗状态下的政治谈判，三是敌对状态下的政治安排。
如果台湾当局在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或框架）的基础上，致力于推动国家统一，两岸进入政治协商，就是典型意义上的和平统一，根据大陆政治历史文献的邀约和承诺，如习近平的重要讲话表述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当然也应该由家里人商量着办。和平统一，是平等协商、共议统一”。民主政治协商，可以协商的空间最大。两岸的政治民主协商可以就涉及统一相关问题，由双方各自提出方案。当然，和平统一的政治民主协商，主要是台湾方面就统一后的台湾制度、生活方式以及台湾方面关切的其他问题提出方案。尊重两岸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是两岸政治民主协商的基本原则，大陆所提出的“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和平统一的必然逻辑，是尊重和照顾台湾一方的政策举措，而台湾方面，和平统一才有“两制”，非和平统一，台湾统一后的制度则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在有关国家统一的政治民主协商中，台湾对大陆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制的政治制度同理不应予指涉。
和平统一，絶不是和风细雨从天而降，而是两岸斗争博弈之下，两岸实力较量使然。和平统一，大陆仍然有自己不可动摇的底线。和平统一民主政治协商，对大陆而言是一种“克己利他”的政治姿态，台湾方面可以有更多的要价和更长时间的磨合。尽管和平统一的希望微乎其微，但是在道义高度上，大陆不会轻易轻言放弃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
小结：台湾的法律身份当然就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说到底是历史上“中华民国”的一个省，现实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主张的神圣领土，中国共产党“一国两制”政策下的特殊区域。两岸的民主政治协商，大陆方面承认台湾当局作为协商的主体资格，予以充分的尊重。所谓的平等协商，应当理解为对方作为一个协商主体资格的存在，是资格上的平等；而两岸关系在协商主体的政治位阶、主体的体量、力量、承担的责任义务上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两岸民主政治协商，是大陆在承担国家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义务主导之下，对台湾方面予以更多的权益让与。
八、两岸对抗状态下的“政治谈判”是大概率事件
（一）大陆同意政治谈判的条件。政治谈判中所提出的，为实现国家统一目标和两岸关系正常化，所开列的条件包括：非和平方式采取之前，对两岸的政治关系作明确宣示和交底，重申中央政府坚决反对台湾政党、政治组织任何试图分裂国家的“两个中国”“一边一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中华民国在台湾”以及维持现状的渐进式台独；坚决反对各种显性台独和隐性台独的政治主张；坚决反对“制宪台独”“变更领土公投”等一切旨在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分裂活动。
（二）宣示“和平统一进入危机状态”，给和平留下一丝机会。根据《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的精神，根据台独分裂情势，适时宣示和平统一的危机状态，意味着和平统一的条件即将完全丧失，这是一种紧急警示的状态，也是留有余地的缓冲状态。进入危机状态，没有立即动手，仍然是为和平统一留下一丝机会，台湾当局如果作出积极的回应，大陆可以宣布危机状态结束，促成两岸进入政治谈判；如果台湾当局依然对抗，大陆可立即采取非和平方式的各种举措。两岸政治关系进入第三种模式，即完全由大陆为主导的两岸关系的政治安排。
（三）中国共产党政治安排的历史之鉴。1949年4月初，经过半个月谈判，1949年4月15日，由中共代表团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团。一周之后，4月21日“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被南京政府所拒絶。
“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第一部分类似前言，表明签订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的相关的背景以及南京国民政府发动内战的责任和危害，除前言部分之外，共有八条24款。第一条是关于战争罪犯的处理；第二条是废除中华民国宪法的内容；第三条是废除宪法之外的国民政府的一切法统，建立人民民主法统，并废止一切反动法令；第四条是关于南京国民政府武装力量的改编；第五条是关于官僚资产的处置；第六条是关于农村土地改革；第七条是关于国民政府原外交制度以及国际条约的审查；第八条是关于国家政权以及国家动产不动产资产保护的移交。“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由中共代表团提交。这是人民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胜利、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国共政治关系的最后摊牌。
（四）由大陆主导的政治谈判。开启政治谈判背后的支撑是泰山压顶的威慑力。非和平方式的采取，是基于台湾当局拒絶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的统一。当大陆已经宣示开启“非和平方式”，但尚未真正实施，台湾当局出于大陆的压力，被动地进行和平统一谈判，这种情况下，只能是大陆一方主导谈判，由大陆一方划定、确定可以协商和不容协商的事项，可以谈判的空间被限缩。
典型的政治谈判模式是“北平模式”。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围而不打。在强大的军事威慑之下，国民党北平守军被迫就和平解放达成协议。显而易见，兵临城下，属于非和平方式，因而，“北平模式”是政治谈判，而非“政治协商”。需要特别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统一与解放战争时期一城一地的攻略，有着巨大的政治差异。解放战争是国内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战争，不存在国家认同上的差异，而与台独分裂势力的斗争乃至战争，敌对性和对抗性高于解放战争。
小结：两岸政治谈判的复杂程度不限于统一本身，还涉及统一后的台湾的制度改造和治理，基于敌对和对抗性，政治谈判与政治协商的最大不同是：以大陆为主导的政治谈判会集中在三个面向展开：一是统一后的制度改造，二是对台独势力的政治清算和法律审判，三是统一后的治理安排。而政治协商以双方拥有共同政治基础和政治互信，可以不涉及统一后的制度改造和政治清算。在对抗的状态下，台湾当局作为谈判主体的资格将受到限制，大陆可以要求台湾当局吸纳其他政党、政治团体、政治力量，组成有广泛代表性的谈判主体；政治谈判的主动权、主导权完全在大陆一方，谈判的主要条件和不可让与的底线由大陆确定，可以让与的政治空间小，大陆可以同意或不同意进行政治谈判，可以单方中断政治谈判，转入正式启动非和平方式。
当然，国家统一在概率上也可能出现既不是北京模式，也不是天津模式，而是北京模式和天津模式的叠加运用，比如，天津模式的开始，北平模式的结束。笔者倾向于，一旦出现了天津模式，大陆对台的统一方略，不再适用“政治谈判”，而应当进入第三种形态，即“国家统一的政治安排”。
九、两岸敌对状态下国家统一的“政治安排”
（一）政治安排就是大陆一方的单方面决定统一事务。大陆采取非和平方式完成国家统一，一经启动了非和平方式，所有的统一事务都是由大陆一方决定，这就是所谓的政治安排。采取非和平方式，是基于两岸政治关系进入敌对性质，大陆将根据《反分裂国家法》《国家安全法》《刑法》的有关规定，宣布台湾当局为割剧和叛乱当局，以军事手段为主，剿灭台独分裂势力。
（二）非和平方式的典型状态就是战争。所谓战争形态，大陆以强大的军事实力速战速决，消灭或重创台湾的武装力量，实施登陆占领、军事管制。当然，战争状态是最为惨烈的方式，战争的进程也可能出现受挫，但统一的结果是不可逆转的。战争之后的统一，不再存在与台湾当局的政治协商和政治谈判，统一后的一切政治事务，由大陆一方作出安排。
小结：政治安排与政治谈判的最大差异是：消灭和清除割据叛乱军事力量；严惩台独分裂犯罪分子；铲除台独思想意识形态；驱逐驻台支持分裂的外国政治机构及所谓邦交国代表，处置滞留资产；接受军管会的监督和委托产生看守临时管理机构；重构台湾法律政治制度。
十、结语
国家统一的战略进程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状态。国家统一的战略进程，很长时期是战略的准备阶段，进入实质性的统一运作，只能在内外条件完全具备的时间节点上作出抉择；把握好和平统一实质进程开启的时与势，确保时机恰当、条件充分、果断坚决、不可逆转；在资源和力量配置上，要整体化和系统化；梯次化而不能零碎化。在启动非和平方式时，实行威慑最大化，和风险伤害最小化；国家统一的政治谈判要兼顾统一后的台湾治理，遵循国家安全的原则、平稳过渡的原则、经济复苏和民生改善原则、社会长治久安原则。
改变台湾的政治生态，由大陆一方主导统一进程，是当前对台斗争策略的核心要义。是达成国家统一目标，实现统一的风险和成本最小化，也是国家完全统一之后治理台湾所要下的“先手棋”。改变台湾的政治生态，需要软硬两手，大陆对台湾总体上是软，是善意满满，追求“心灵契合”，但在特殊时期，对待台独分裂活动，则需要钢铁般的强硬，要坚决粉碎台独分裂活动的各种挑衅，是要救赎台湾大众，保障台湾民众的长远和根本利益。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2年5月号，总第29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