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美台”三方的互动而言，重心是“中-美”，关键在于中美彼此相对权力的消长，后者构成这一三角所在的“势”，曰“宏观之势”；就“共国民”三党的互动，重心是“统-独”，关键在于岛内统独彼此相对权力的消长，后者构成这一三角所在的“势”，曰“微观之势”。前一个三角的现况是，中美的实力对比与消长在太平洋西岸正呈现变动易位之进程，后一个三角的现况是，民进党当下在岛内呈现一党独大的“鸭霸局面”。由是移入前述对于“势”之双元逻辑：一是，任何趋势一出现便渐渐扩大增强；二是，任何趋势达致极致时必穷尽而逆转。由是可以提炼出该问题宏观与微观两个“势”之所在：
宏观之势：中美在西太地区的权力消长是锁定之趋势，实力差距与对比将轨道化演进，可能发生最终的易位。（东升西降论）
微观之势：独派政党在岛内的局面已达到顶峰，但将穷尽逆转为衰败趋势。（民进党去神坛论）
如果明晰台湾问题的“势”之所在，体认与内化宏观与微观这两个“势”，方法与手段的采用将变得明晰，定力与耐力的诉诸会愈发重要，“屈于此者，伸于彼，无两得之数，亦无不反之势”。当明晰总的“趋势”是于己有利的，在暂时的情势不利于己时懂得“屈”，诉诸定力与耐性，而在局势逆转之后主动掌握之，因其渐衰之势，等到不能势行时现况的自然解体，终能重新控制历史状况并使其平静。时间的关键因素作用，将会取得一切可欲之利益。重要的是，当下的保守与克制，为今后之成功作好准备。重要不是当下的“妄涉”与“急为”，而是等待“势”的自发性实现。
“势”在表面上看起来，是自行决定的，但是它固有的逻辑使得它为人之自觉把握与体认保留了充裕的空间。历史进程，存在某种超越“趋势”的必然性成分，其变动与出现本身是偶然之残余，但是其机理可以藉由规律加以阐明。“理者固有也，势者非适然；以势为必然，然而不然者存焉。”说是偶然，因为某一趋势一旦开始自然会往那个方向发展，即使它还祗是萌芽的阶段亦是如此，方向的悄悄树立与转变构成偶然的命运游戏，掺杂了太多“时机”的要素；但“势”的交替、消长与盛衰必然有一种调节运作的逻辑，而能为人所知，藉由规律的形式加以阐明，因而其作为必然性的成为是“可诠释的”，构成可知、可预期之一部分。本文下面，便着手尝试阐释这两个“势”何以如此的机理。
（一）宏观之势：东升西降论
宏观之势，即阐释“中美台”三方的互动中，中美彼此相对权力的消长之机理。权力（Power）在学理上，指涉位于某一关系中，权力主体对于权力客体的强制性支配力，由以构成一种不平衡的支配关系所在。权力作为一种支配力或支配关系，一则在于支配能力本身，即我有这个行使权力的能力或潜力在，二则在于支配作用的关系，即我须将这个能力或潜力朝某一对象行使出去，才能成全一种支配力或支配关系，来诠释权力本身。因此存在两种权力，第一种权力（Power1），指涉权力能力本身，或者实力、资源；第二种权力（Power2）指涉权力的行使情况，是关切权力能力本身的变现与实现程度，或者可以视为一种发挥出的影响力。
公式一：Power1=f（Technology）＊Concentration
定义如下：作为一种权力的能力，其总量与包含技术水平（Technology）的函数，以及社会制度的集中程度（Concentration）成正相关关系。对于一个国家构成能力的权力，在于该国对于社会内部资源的汲取与吸收能力的大小。权力主体是政府，政府的汲取能力是通过再分配机制进行的，后者建立在社会的经济汲取能力之上。因此，汲取与吸收的能力一来是社会本身的经济汲取能力，与技术水平相关；二来是政府本身的政治汲取能力，与政府制度的集中度相关。前者关乎政府可资汲取的经济资源总量，后者牵涉政府机器本身汲取能力的效率水平。当两个社会存在技术代差时，技术水平的函数放大效应使得制度结构的集中度差异变得无关紧要，松散的现代国家能够在竞争中胜过集中的古典国家；但当不存在技术代差或技术相差不大时，政府制度结构的集中程度，构成权力能力因素的关键指标所在，关乎权力能力的总量水平。因而，当中美之间的技术鸿沟日益缩小时，于政府具有的权力能力相比，中国政府的集中程度在效率上高于美国的联邦制政府，这带来两国权力能力可能的消长趋势。
公式二：Power2=f（Power1）/Distance
定义如下：作为一种影响结果（Influence）的权力，其总量与包含权力能力（Power1）的函数成正相关关系，且与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的空间距离（Distance）成负相关关系。作为一种影响力的权力，指涉权力的行使情况，关切权力能力本身的变现与实现程度。其首先主要取决于所拥有的的权力能力总量，后者构成影响力本身的上限所在，标志着影响力本身具备的潜力水平；其次，权力的行使、影响力的变现，遵循力的普遍法则：“衰减原理”，即力量的发挥，与发力点与受力点的距离成负相关，力的耗散沿着距离的延展而逐步增加。反映到台湾问题的“大三角关系”，中美之间的权力能力总量的消长是影响力比较的首要因素，其次则是关乎陆台与美台之间的距离效应：该距离会放大大陆本身的权力能力，缩狭美方可发挥的权力能力。在前几次台海危机时，中美之间的权力能力差距经由距离的倍减效应，使得权力能力本身的差距得以“钝化”，维持了微妙的权力平衡局面。而当中国的权力能力总量（Power1）接近美方时，“衰减原理”使得就构成影响力的权力而言（Power2），中美之间在西太地区的权力地位与格局将发生深刻的演变。
（二）微观之势：民进党去神坛论
微观之势，即阐释“共国民”三方的互动中，统派与独派彼此权力的相对消长机制。由于民进党至今未能废弃或冻结“台独党纲”，构成岛内政治环境中对于统派势力的最大障碍，以及独派势力的关键依托所在。关切这一势的机理分析，便是立基于对民进党长远的势力消长分析。台湾是选举社会，政党是通过选举获得政治合法性与政治可能性的。但选民本身并非自主的、中立的力量，而是在根本上可塑的。因而对于民进党的势力消长分析，在于对其选票本身作机制分析。
公式一：Power1=Vote(t)=∑T-1 stock + f .Impact＊Median vote(T)
定义如下：某政党在选举社会中的量化权力指标（Power1），标志于T年它在选举社会中获得的选票本身（Vote(T)），该选票由存量选票与增量选票构成，前者构成政党在选举社会中的基本盘，标志于T-1年（上一选举年份）的选票存量（∑T-1 stock）；后者构成政党在T年选举中新收获的选票与新动员的中间选民（Median vote(T)），该动员与催票的效率，与政党的政治动员能力成正函数关系（f .Impact）。在岛内的选举社会中，立基于岛内民众国家认同与身份认同混乱的现实面，民进党长期诉诸身份动员路径，对于认同失焦与身份失衡的中间选民总量，发起政治动员与选举催票，使得其基本盘愈发壮大，并在屡次选举中不断斩获新的中间选民之认可，造致今天民进党在岛内政治环境中的“一党独大”局面。这构成岛内统独对比分析中的表层逻辑。
公式二：Power2=Impact= K.Δ（Outer Power）
定义如下：某政党在选举社会中的实质权力指标（Power2），在于它的政治动员与政治影响能力，构成公式一中的动员与催票能力（Impact）指标，成为政党长远生存与竞争的核心所在。而这一动员能力与影响能力，在小政治实体中，呈现出大政治实体在社会影响力中的镜观与投射表现。诸政党在小政治实体中的影响力对比，是攸关的大政治实体本身影响力比较的反映与再现，它与攸关政党的大政治实体之比较权力差〔Δ（Outer Power）〕呈现出正比关系。如果大政治实体的权力对比是有利于该政党，则得出的正向的差额与系数K的正比和，构成该政党的实质权力指标所在，构成正值；当大政治实体的权力对比不利于该政党时，则得出的负向的差额与系数K的正比差，构成该政党的实质权力指标，构成负值。Power2的结果，反向推导至选举社会的量化权力指标（Power1）的测度中，当Power2为正值，量化权力指标依照公式延续递增的状态；而当其为负值时，量化权力指标依公式开始边际递减直至临界点后，使得权力总量开始递减。对岛内的政治社会而言，民进党实质权力指标所依托的是，中美在该地区的权力对比形势，如果差值为正数会带来实质权力指标的正向，推动公式一中量化权力指标的递增趋势；如果差值为负数则带来实质权力指标的负向，推动公式一中量化权力指标的递减趋势，这构成对民进党长期面向上的权力分析机制。由此可以发现，宏观之势与微观之势是联动的，宏观之势有利于大陆的演进趋势，助益于微观之势朝大陆有利的方向演绎，最终导出岛内统独力量对比的根本改变，实现岛内政治环境的再造。
三、“势”之下的大陆与台湾
“势”不光是合乎逻辑，也具有普遍性的支配力，而它不光是一种必然的逻辑演绎结果，即力量与趋势之间的交替演绎原则，也是内在于“现况”中，构成一种可以调整的力量，这种力量能使得现况成为某一种可操作的“布置”。人在面临“势”之规律的必然演绎时，也保留了复杂而精细的操作可能性，为“势”之支配力于己而言具有更大的可能性与可欲性。自然的操作战术是显而易见的，基于对于事态推移中趋势的把握与体认，让情势提供的于己有利的、有作用力的布置自行运作，以至于“势”的自行自我实现是如此的合时合宜，任何“妄涉”或“急为”都成为无须如此与多此一举，这构成“势”的理想自我实现形式。
将必须动用的“强力”的成分降低至最小，构成战略思维的优先考虑所在，在事情或局面的总趋向有利于己时，将各种布置与措施合乎时宜的使其自行调整，由顺理成章的连续作用导向总趋势的自我实现，在“势”的自行实现下成就自身的功效所在，因此切忌战略冲动与鲁莽，夯实战略克制与定力，构成操作“势”的首要原则，大陆在处理台湾问题时亦是如此，以长尺度的战略耐心，换得更彻底的战略收益所在，深刻体认台湾问题上的“时与势”。
“势”的理想化实现途径，也并非等同于大陆需克制一切主动性与操作力，在“时与势”构成的客观约束下，适当地利用这一情势，使它往于己有利的方向自行发展，创造其自行实现的流动力，成就潜在的实现趋势成为可选的主动性方案之一。充分利用这一客观情势的约束性，使得情势的布置本身更具作用力，导出“势”之应然向实然更顺畅而简约的跃进。一旦充分挖掘了“情势”本身内涵的丰富可能性，它之应然便能自动从实然中流泻出来，而前者则是大陆的主动性之所依托与所凭藉。而“情势”内在的可能性：在于势差、惯性与开放性，未来的着力也宜依托于这三个支点。
首先是“情势”本身内涵的“势差”。有一个形象的比喻适宜阐释“势”的主题：“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势”作为一种配置，其本身在于物体藉由客观之力导出的必然作用，使得潜在得以充分实现，而潜力之最高点则系于客观之力依托的最大高低差，即“势差”。充分操作与布置“势差”的可能性，即是对于待加实现的潜能本身加以最大化配置，是“势”之操作的根本所在。就台湾问题而言，大陆需扩充与发掘的“势差”在于“权力落差”与“权威落差”。前者在于夯实陆台既有的实力对比形势朝大陆一侧巩固倾斜，放大两岸权力与实力差距的不对称性；后者在于培植与深化陆台两地既有的权威层次高低，特别是以治理为中心的权威叙事向以政治对立与操作为重心的权威叙事的持续冲击，以治理绩效的不对称性诠释与塑造两岸的公权力之权威落差。
其次是“情势”本身内涵的“惯性”。还是上述关切“势”之主题的比喻：当我们把木柴或石头放在平坦的地面上，它们便静止不动;把它们放在倾斜的地面上，它们便动起来了。它们如果是方的，就会停下来，如果是圆的，就会滚下去。决定“势”之客观力的因素，不止在于“势差”，也在于物体的“形状”以使得力之行使本身依凭“惯性”，即保障客观之力是基于客观需要导出客观之结果。需要凭藉适当的“形状”，使得“惯性”作为潜能得以导出。同理，也需要适当的“着力点”，使得权力主体所布置与操作的“势”，得以依凭“惯性”得到自我实现。就台湾问题而言，大陆方面当认真思考的是，如果培植与养成“势差”得以依托的“着力点”所在，使得“势差”本能真正导出岛内应有的政治效果。鉴于岛内政党主流，现阶段已与“割据政权利益”绑定，大陆诉求的当是私权利领域中的交融与磁力，而既有的两岸融合战略值得深入推进，助益于岛内集聚与累积出政党之外的着力点所在。而在岛内选举民主的运作下，民众本身作为着力点的战略意义根本上优于政党本身。
最后是“情势”本身内涵的“开放性”。以“水”作为“势”之运行的图解，呈现出“开放性”要素的重要意义：“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行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水正是依托“无常形、无常势”的极端变化性，内涵着最强的穿透力与锲而不舍的毅力。一种布置与操作祗有在不断更新之下才会产生功效，也才可能作为机制工具；而任何一种布置，一旦固定化之后，其内在的可能性会逐渐消失殆尽。而作为一种布置的战略，亦要保证最大的开放性可能，才能保证持续不断的力量为其带来优势所在，通过交替作用的布置可能性带来恒常更新之功效来。就台湾问题而言，要维系作为战略的配置本身的恒常开放性与可能性空间，至少在于两点：首先在于达成统一的方法而言，应保持和平方式、武力方式以及之间广阔地带方式手段的开放性，保持手段与方法本身非固定化与可更新性，以支撑效能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其次在于达成统一的目标本身而言，保持“一国两制”可诠释的“开放性”与“灵活性”，通过局势与目标布置创造的可能性，以适应“实况”的变化与“势”的更新。
对于台湾政党而言，“势”的力量实质上已构成一种客观情势的约束性，限制着当下选择的可能性，如“法理台独”已事实成为“伪命题”。但“势”亦是一种旨在自我实现的必然性支配力量，有作用力的布置将“趋势”化为其潜能的实现；就长尺度而言，“势”之应然到实然的转化，成为构成岛内政党选项之限制。如何在“势”构成的作用力布置下，获得自身的能动性，值得岛内政党思考。有一个形象比喻可资参考：风作为一种自然之“势”力，造设出一种力的环境约束，但蜘蛛仍可在风中结网成丝。而其能动性发挥的凭藉，在于“软性”、“弹性”与“同向性”。如何维系自身政策空间的“软”、“巧”与“不逆时势”，值得岛内政党思考。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2年6月号，总第29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