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台湾数字经济政策演化逻辑
台湾数字经济政策演化有四条逻辑线。一是数字经济政策缘起于台湾信息通讯产业政策，始终围绕台湾经济命脉资讯制造业展开。二是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目标演化，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和“国际”合作方面提供官方支持。三是制定多项优先发展项目来回应社会议题。四是以“通讯安全”为由，不断泛化风险，切断两岸数字经济合作通道，转而进入美国数字经济生态圈。
1.源于信息通讯产业政策
台湾数字经济政策源于台湾当局制定的信息通讯产业政策，目标是推动信息产业向高附加值的研发设计环节转型。自1992年起，台湾当局着手实施了两期的五年工业发展计划，支持信息产业发展。2002年台湾经济部门工业局发布“新世纪两兆双星产业发展计划”，聚焦在四大具有国际竞争潜力的产业。两兆是指集成电路（IC）及影像显示（LCD）两项年产值将超过一兆台币的产业；双星则是指数位内容与生物科技。延续上述产业政策，台湾当局开始制定数字内容产业政策，推动“数字台湾”计划。其目标是建立“亚太地区数位内容设计开发制作中枢”，增加台湾资讯产业竞争优势。截至2004年底台湾已有382万宽频使用者，普及率达人口的16.3%，是世界的第7位，在亚洲仅次于全球排名第一和第二的韩国（24.9%）、香港（20.9%）。近些年来，台湾当局有意将已有的电子通讯制造业产业生态向AI，机器人和GPU领域升级；在数字服务端向移动支付、5G、云端服务和OTT（Over The Top）等服务领域转型。
2.政策目标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升级
台湾信息通讯产业面临国际分工重整和数字技术服务场景挑战。在这一趋势下，台湾当局的数字经济政策开始瞄向全球数字经济中高端服务业和知识产权。数字企业发展也从着重生产制造转变为商业模式创新。④虽然台湾在数字经济本身的社会文化发展空间幷不充沛，但是台湾当局早在2002年就启动了“数位典藏国家型科技计划”。在2008年，台湾当局将其与“数位学习科技计划”合幷为“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计划”。在2013年台湾数位文化中心全面接手该计划，统筹负责数字技术成果研发转化。台湾当局在《挑战2008：台湾发展重点计划（2002-2007）》中提出了“数位台湾（E-Taiwan）计划”，其中包括对电子化政府（e-Government）、企业电子化（e-Business）、生活网络化（e-Life）提供制度安排。
数字游戏在2015年被台湾经济部门写入《2015数字内容产业年鉴》。2016年以来民进党当局出台“数位台湾·创新经济发展方案”“智慧台湾方案”等产业规划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台湾科技部门确立了以AI为台湾未来产业中的最主要技术驱动；实施了半导体射月计划和科技大擂台（Formosa Grand Challenges）等科技计划。
目前，台湾当局希望在动画产业国际分工中向价值链中高端移动。台湾“工业局”制定了从美国硅谷吸引从事电子信息行业和动漫产业的人才计划，尤其是从好莱坞获得企业策划和动漫产业营销人才。如曾经为欧美日等国动画代工的台湾企业，其利润只占这些国家的10%，跨国企业则占到80%。当前，台湾当局将两岸数字经济市场与台美市场进行了切割和差别化经营。一是利用大陆创意产业劳动力相对丰沛的资源，引进美术技能和软件设计水平较高，且文化意涵贴近市场的人才；二是邀请美国美术编导参与制作，借用好莱坞商业模式来实现全球发行渠道。因此这些台湾企业的国家地区投资策略上呈现出明显差异。
3.政策重点向应对岛内社会议题转变
台湾当局自1998年即开始推动《电子化/网路化政府中程推动计划》，目标是提高“政府”服务效能和摆脱信息鸿沟。近些年来，应对数字鸿沟成为台湾地区数字经济治理的主要难题。台湾当局因此制定了“数位台湾计划（2002－2007）”“智慧台湾计划（2007－2011）”“深耕数位关怀计划（2012－2015）”“普及乡村数位应用计划（2016－2019）”等。台湾“行政院”科技资料显示：2002-2007这一阶段，台湾当局主要针对信息设备改造，推动无线宽频网络普及，推动自然人凭证和网络空间扁平化。2007年至2011年期间，台湾当局政策重点放在提高普通人上网普及率，目标是网络覆盖率提高25%-30%，普及率提高20%。在2012年至2015年，台湾当局将重心放在提高弱势群体资讯获取能力和网络使用能力上面，包括原住民、低收入户以及妇女的ICT使用。政策逻辑开始由上网普及率向网络应用能力提升方向转变。2018年3月台湾“内政部”发布台湾正式迈入“老龄化社会”（aged society），预估2026年将再迈入“超高龄社会”（super-aged society）。为应对人口老龄化，近几年来台湾当局在应对老龄人口数位应用能力、丰富数字生活应用、享受数字服务便利性、提升偏远地区的企业数字商业模式、强化农民数字应用等方面强化了政策。2014年台湾行政部门研究包括智慧财产权、网络金融、网络租税、远程劳动、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照护、消费者保护、网络公民参与、政府信息开放与网络犯罪防制等10项议题，同年发布了“虚拟世界发展法规调适规划方案”，由资策会科技法律研究所与网络社群项目参与者来制定网络世界法规的调适交流平台。
4.数字经济政策的政治化转向明显
近些年来，台湾民进党当局极力促进台湾企业成为区域或国际互联网枢纽，在台湾数字生态塑造和电子商务环境安全方面嵌入的“脱中”政治因素愈来愈多。2022年8月27日台湾行政部门“资通安全处”整合相关机构成立“数位发展部”。字面含义是重点促进台湾地区通讯与信息安全、网络与传播等数字产业发展、统筹数字治理与数字基础建设，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及加速台湾地区数字转型。事实上，这只会培养大量上班打卡领薪水的正式职业网军，对提高台湾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毫无意义，而且岛内民众对此批评声音不断。
台湾数字经济政策逻辑转向说明：近年来民进党当局的政治干预造成了台湾数字经济正在背离经济规律。台湾民进党当局不断设置数字经济的“脱中”政治障碍，主要是企图与大陆经济进行切割以阻挠两岸经济融合发展，取而代之的则是要“国际化”分工空间，从而挤压两岸数字经济融合空间。这种做法暴露了台湾民进党当局在数字经济政策上的政治算计。
民进党当局操纵的“脱中”目标严重束缚了台湾数字经济自身发展。台湾财政部门数据显示：2020年台湾地区对大陆（含香港）出口数字产品硬件及其零组件共计1057.5亿美元，同比增长22.61%，占台湾地区相应产品总出口额的55.6%。台湾工研院产科国际所统计发布的台湾地区整体IC产业产值调查报告显示：台湾2022年产值达到4.83万亿新台币，年增长率为18.5%。其中，IC制造产值增至2.92万亿新台币，以台积电、联电为主的晶圆代工产值更高达2.68万亿新台币。2023年中国台湾半导体协会发布数据称，2023年台湾整体半导体产业估计下降5.6%，其中设计业估计下降12.3%，存储与其他制造估计下降26.7%。
五、结论
数字经济本身具多重的经济与社会意涵。发展数字经济不仅是全球经济的新形态和主流趋势，也是所有产业演化路径上的大趋势。数字经济本身更是与数字社会构建和社会治理密切相关。因此，数字经济政策的框架和逻辑演化应该呈现总体经济增长与公平的代际传播、收益分享、多元利益和文化融通的综合平衡逻辑。然而，这一逻辑幷未在台湾地区数字经济政策中得以充分体现。
两岸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对稳定两岸经济关系意义重大，不仅为两岸民众创造更加多样性和多层次的数字消费场景，同时也为大陆台资企业数字化升级提供了基本条件。近几年来，抖音、b站、小红书等大陆社交媒体软件在台湾青年人中颇受欢迎，为两岸青年人互动提供了新的空间。两岸数字经济合作源于两岸在电子信息制造业领域的深度合作，电子信息产品始终占据两岸贸易的较大比重。根据台湾经济部门相关统计数据可知，两岸电子信息产业产品贸易额占整个台湾电子信息产业贸易额的比例从2016年的44.40%上升至2020年的48.19%，随后保持在45%以上。可见，电子信息产业在两岸数字产品贸易中的嵌入度是非常高的。
当前民进党当局背离数字经济发展的市场规律，刻意回避两岸数字经济融合对岛内市场带来的巨大收益，实际上是不顾台湾民众的数字福祉的一种政策扭曲。即使民进党当局出台数字社会治理政策，其本身制造资源短缺、岛内消费市场规模有限和数字场景单一等因素也在严重制约台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民进党当局近期采取的“亲美脱中”的数字经济政策逻辑无法有效提振台湾整体经济动能；相反会导致台湾数字经济的人才和资产流入美国，渐失已有竞争优势。
注释：
①许跃芝.是什么限制了台湾数字经济发展[N]. 经济日报,2021-10-02(007)。
②李世晖. 台湾智慧手机APP游戏市场报告[C]//厦门理工学院,台北教育大学.两岸创意经济研究报告（2016）,2016:195-208。
③台湾经济研究月刊，“台湾要跨入数字经济时代，须引导产业全面创新”，社论，第45卷第4期，台湾经济研究院，页7~8，2022年4月。
④胡志佳、陈介英，台湾创意生活产业之政策限制与出路，Journal for Studies of Everyday Life No.16, September 2017, pp.23-48。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4年7月号，总第319期，P58-6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