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籍矛盾就是民进党和李登辉共同制造并主导的民粹议题。李登辉当局建构了所谓四大族群的论述并利用执政资源对民众进行动员，将族群、省籍、认同等分裂性议题带入日益走向选举中心主义的台湾政治。在90年代台湾的选举竞争中，族群分野是决定台湾政党支持的最重要变数之一，外省人多支持国民党、本省人多支持民进党的事实也通过各类选举调查揭示出来了。台湾学者张茂桂对此指出，省籍问题有其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不平等原因，这使得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产生了对立，但是对立并不说明省籍问题一定会逐渐形成要“独立建国”的民族主义。〔27〕事实上，“台独”理念在其中的催化作用尤其关键，李登辉要打造台湾人的国民党，民进党自称为台湾人的代言人，他们之间没有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对立，更没有“台独”与反“台独”的对立，相反，他们在台湾主体性的认知上是一致的，在如何动员台湾民众方面也没有分歧，这是两党虽然存在选举竞争关系，但可以在以省籍、族群问题上共打民粹牌的原因。
民粹主义对于李登辉来说是确保执政合法性和党内权力地位的重要工具。1996年台湾举行首次领导人直选，李登辉取得最具合法性的政治权力，虽然还有46%的选民没有投票给他，但他却把多样性的台湾选民化约为一元同质的、整体性的“人民”，强调他的胜选是“人民意志”的表现；而李登辉在通过修宪等手段扩权至有权无责、造成府院关系紊乱的时候，却仍表示是秉承人民的意志。〔28〕此外，李登辉收割“野百合”学运成果、召开朝野协商的“国是会议”等种种做法都带有某种民粹主义色彩，即企图“绕过体制直接向人民发话，然后回过头来挟持、扩充政权机器”。〔29〕两岸学界关于李登辉走的是民粹威权路线的概括大体是恰当的，但需要指出的是，李登辉更多的是将民粹主义的政治工具用于反制国民党内的所谓非主流派或外省势力，而不是用于与民进党的选举竞争。
民粹主义对于民进党来说则是争取选举胜利的不二法门。民进党由体制外力量集结而成，有丰富的底层动员经验，在90年代国民党占据执政优势的情形下，迅速适应大众政治热情空前高涨、选举政治常态化的时代，获得了社会动员的优势。民进党在台北的中央党部成立了组织部、社会运动部、政策会和选举对策委员会，通过选举和街头政治的相辅相成，大大强化民进党和支持者的联系，使得民粹主义与社会运动、选举政治深度交织。这一时期，在广播、电视以及传统报纸等大众传媒的鼓噪下，在民进党以政党利益为目标的民粹操弄下，无论是社会悲剧事件如1997年的白晓燕事件，还是自然灾害事件如1999年的九二一地震，都无一例外地发展成反抗国民党的事件。〔30〕在这种民粹喧嚣之中，一方面是选举造势越来越依赖各种表演性质的民粹动员，另一方面则是卷入选举活动的民众越来越多，日常生活不断政治化，所谓“大声公众”在大众传媒、在街头游行队伍和选举动员会上出现。
3，台湾民粹主义的“2.0”时代：国民党与民进党争抢民粹牌（2000-2014年）
进入21世纪之后的台湾地区仍然深陷选举中心主义所带来的民粹狂飙。2000年和2008年台湾出现两次政党轮替，蓝绿阵营界限分明、激烈对抗，两大党全面展开争抢民意支持、争打民粹牌的政治斗争。
国民党传统的基层动员主要依靠地方派系，依靠黑道势力与政权结合的黑金政治结构，由于暴力、贿选等现象频发，极大地损害了国民党的形象，为民进党煽动民众反对国民党提供了理由。国民党在直接面向广大选民进行选举动员方面，能力、策略和训练远不如民进党，而且还背着威权专制的历史包袱，但是在野八年的经历使国民党不仅认识到大众动员的极端重要，也积累了一些草根政治的经验。2000年陈水扁执政后，台湾政治的对抗性议题逐渐集中在“统独”问题上，与此相关的议题包括“省籍”、“族群”、“公投”、“认同”等，国民党等泛蓝阵营政党为了争取民意，开展了一系列以反抗民进党执政为目标的游行、示威等抵抗活动，尤其是围绕着选战组织各种规模的宣传造势活动、民众抗议活动，较大规模者包括2004年选前的“换总统、救台湾”活动、“三一九枪击事件”后的泛蓝抗议活动。2006年的“红衫军运动”虽然提出超越蓝绿的诉求，但是背后仍是蓝色，这场以“百万人民反贪倒扁”为号召的运动得到了大批蓝营民众的支持，国民党“立委”也提出“总统”罢免案以呼应。〔31〕2008年国民党重返执政地位，开始侧重经济与民生议题，围绕“统独”议题进行的民粹动员开始减少，但其发动草根政治的能力已与民进党不分上下。
民进党在操弄民粹政治方面则无所谓在野或执政之分，它在李登辉执政时期制造省籍矛盾、大搞族群政治，在民粹动员方面无所不用其极，终于将国民党拉下台。然而，即使是上台之后，民进党也无法抗拒民粹主义的致命诱惑，明知民意如流水，既可载舟亦可覆舟，也明知民粹主义的反建制本能，不仅没有站在执政的地位上弥合分歧、寻求共识，反而是企图超越现有体制，利用体制外手段达到政治目的，可见民进党本质上就是反对“中华民国”的既有体制的。民进党上台后提出一系列分裂性民粹议题如“公投绑大选”，“民进党执政期间进行过两次公投，表面上体现了决策民主，实际上是由统治者发动的民粹政治”。〔32〕在2004年选举中，为了战胜国民党，民进党搞了一场大规模的“二二八牵手护台湾”造势活动，巩固了基本盘，但却进一步分裂了社会。
这一时期，台湾地区经历了四次领导人选举和大大小小的“立委”选举和地方选举，这一时期也正是民粹动员被主流政党争相利用、在选举中大显身手的时期。国民党、民进党从李登辉时期的里应外合中走出，开始全面的选举对抗，为了争夺选票和民众支持，就要建构议题、组织运动、引导争论，民粹主义自然就是最有效的政治工具。曾有台湾学者尖锐地指出，这一时期台湾的政治状态其实就是“身穿蓝绿球衣的作为美式足球球员的政治人物对失控的权力之球抢成一团，背景则是因过度兴奋而被愚蠢化的媒体与观众”。〔33〕民粹主义对于蓝绿政党的意义如同政治推销，草根深耕和民粹动员一方面可以造成民众广泛参与政治的印象，突显台湾的所谓选举民主、程序民主；另一方面则使民众参与仪式化、民众选票功利化。在蓝绿争抢选票、争打民粹牌的政治环境中，民调成为决策依据，选票流向被高度重视，而如何实现分配正义和人民当家做主却被搁置一旁。然而，普通的台湾民众并不甘心做被背景化、“被愚蠢化”的“大声公众”，过度的政治动员、日常生活的泛政治化已使他们对蓝绿权斗心生厌烦，他们开始寻找新的政治表达渠道，寻找对社会矛盾有真正体认、对社会正义有问题意识的政治力量。
4，台湾民粹主义的“3.0”时代：“关键少数”占领民粹阵地？（2014年以来）
2014年太阳花学运后，民粹主义与台湾政治的关联发生了重要而微妙的变化，蓝绿持续对抗，政党政治困于理念与意识形态之争，日益远离经济民生和普通民众，而一种超越蓝绿的非传统政治力量顺势而兴，或将成为民粹主义政治的新兴领导者。
导致这一戏剧性变化的原因来自两方面。一方面，传统政党的号召力、吸引力下降，民众对政党本身和政党人物的反感度在增加。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大主流政治轮流上台执政，他们的政党理念不同，执政方针、政策重心不同，但都无法解决长期低速运转的经济民生问题，也不能在两岸关系上彻底解决令人焦虑的安全问题，反而是多年来的蓝绿争斗始终围绕族群或“统独”等议题，政治目标始终置于经济目标之上，已经令民众愤懑不满。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背后确实有民进党的民粹操作，但在台湾持续沉闷的经济状况之下，“太阳花学运”凸显了台湾经济的困境。〔34〕与此同时，选举政治推出政党代表人物参选，但选举民主却不能确保选出最令人满意和最有能力的人选，事实上，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的候选人，上台后的民望均呈下跌趋势，民众对政党领袖、政务官员的差评直接影响他们对政党的信任与忠诚，对未来焦虑、对政客失望的民众会自主寻找能够替他们出头的政治势力。事实上，随着传统政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动员力日渐衰微，年轻一代对政党的政治信任已大大低于他们的前辈。
另一方面，在蓝绿长期对抗的政治氛围中，一股非传统政治力量在悄然成长，这股试图超越蓝绿的政治力量还相对分散、微弱，未来何去何从还很难确定，但是它显然为民众提供了新的选择，草根动员的主动权开始向这股被称为“关键少数”的政治力量转移。这股非传统势力非常多元，广义上包括蓝、绿阵营之外的几乎所有政治力量，又被称为第三势力，在社会运动方面既有较早的白衫军运动，也有较晚的“无色觉醒”运动，标志性人物方面主要是“白色力量”自居的柯文哲。这些没有明显政党力量驱动的社会运动和政治人物表现较强的民粹主义特色，如突显“庶民政治”诉求、刻意与政党精英区隔、淡化与传统政党的联系、排斥政党参与活动、不成立政党而利用粉丝群动员〔35〕、追求扁平化和高效率的组织运作、善于利用互联网进行形象塑造、议题炒作和民粹动员等。虽然新兴的非传统政治力量仍然无法摆脱选举导向，也暂时无法动摇蓝绿格局，但是它与传统政党的差异的确吸引了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台湾民众，扁平化、去中心化的互联网生态改变了民粹主义在台湾的发展路径。
2018年台湾九合一选举出现的“韩国瑜现象”或可视为民粹主义政治转向的标志。尽管韩国瑜参选高雄市长有着明确的政党驱动，但韩的超高人气与其非典型政治人物的特质不无关系。在高雄的选举中，许多选民没有以政党立场为投票依据，而是以具体的候选人、特定的民生议题为中心，表现出“选人不选党”的取向。在民众“统独”意识式微，两大党持续互撕的情形下，台湾民粹主义的体制外、议题式社会抗争或许将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三，台湾民粹主义泛滥的显性后果
在代议政治盛行的当代世界，民粹主义代表着消解与重构的力量，它主张的大众政治、直接民主具有一种反建制的本能取向，成为主流政治精英眼中唯恐避之不及的“洪水猛兽”。当前，一股新的民粹主义浪潮正在袭击欧美，威胁着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而在被民粹主义折腾了近40年的台湾地区，严重的破坏性后果早已显现。
1，民粹主义是台湾民主异化的罪魁祸首
现代政治并不止自由民主一途，但是在第三波的大浪潮中，台湾政治转型走的正是自由民主之路，只可惜相伴而行的民粹主义将台湾日益带离自由民主所关切的分权制衡、平等多元、宽容理性等价值。无论是李登辉的“民粹威权主义”还是陈水扁、蔡英文的“民粹民主主义”，台湾的政治生活一直没有摆脱过民粹主义的纠缠，始终没能走上自由民主的轨道。时至今日，民粹主义已经不仅仅是台湾民主政治的“隐忧”之一，〔36〕已然成为现实的威胁了。
民粹主义对台湾政治的破坏体现在以下层面。其一，导致台湾政治缺乏理性讨论的空间。大众参与、大众民主在现实中更多依赖激情动员，政治人物对“人民”的直接召唤就是建立在非理性的情感动员之上，如“台湾人民”这一称谓本身就是一种极富情感色彩的召唤。深知民粹威力的台湾政治人物在选举机制的激励下，通过族群认同、国家认同和政党差异认同等种种议题进行动员，“这种感性而非理性的诉求，让台湾社会逐渐形成一种特殊的‘民粹式的民主文化’，导致台湾社会缺乏理性政策辩论的空间”，〔37〕“台独”势力将身份认同这一类文化议题泛政治化，就是利用文化的感性认知来为强制性的政治动员服务，从而导致真正理性的思考被压抑。
其二，导致台湾低水平的权力制衡。在民主政体中，一个高水平的权力制衡机制应该同时包含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根据奥唐奈的观点，人民对于政府的选举课责是纵向的课责，横向的课责主要指政府机构之间相互的监督与牵制，以及建立法治或司法独立的基础。〔38〕民粹主义崇尚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纵向权力制衡，如民间力量藉助非正式的体制外渠道向权威、精英或官僚发动课责。在台湾，由于社会运动十分活跃和在野党刻意推动，纵向制衡或垂直课责的大众认同度和参与度都很高，但台湾学者张佑宗的定量研究发现，台湾民众对横向制衡的支持，要比垂直制衡少很多，只有34.3%的民众同意大有作为的政府应受到“立法机构”的牵制，多达76.1%的民众反对废除“立法机构”和选举。〔39〕这从侧面反映了台湾的权力制衡机制在功能上是有缺陷的。
其三，导致政治权威缺位，社会共识难以形成。选举催生民意政治，政治人物被民意所裹挟，漠视责任，不敢作为，这是民粹主义的通病，一旦民意成了最高权威，甚至凌驾在法律规则之上，执政当局的政治权威就无从谈起了。“太阳花学运”和第三势力正是利用了主流政党、现有制度或机构的权威弱化而发起挑战，“在台湾的政治生活中，对权威的怀疑与蔑视是经常出现的现象。在蓝绿斗争的语境下，是非标准越来越模糊”，〔40〕政治权威弱化甚至缺位的结果除了造成政治与社会秩序的混乱之外，还使得社会共识难以建立，因为多元社会的基本共识需要有一个中心权威，需要一种核心价值。
2，民粹主义成为台湾政党格局的解构力量
民粹主义在台湾的蓝绿竞争格局中成为一种服务于政党利益的选举策略，但是在经历多年的民粹动员与蓝绿恶斗后，在经济和安全的双重焦虑刺激下，许多民众已经对主流政党渐生厌倦，政党忠诚度大大下降，这为第三势力参与权力角逐打开了机会之窗。
“当今的治理危机不是通过刺激民众参与政治过程就能解决的。自由、公平的选举很重要，但由于政党软弱和意识形态忠诚度有所下降，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减弱，对政治领袖的不信任是当今民主的关键问题所在。”〔41〕虽然出于对民主制度的基本信念，大多数民众仍然相信政党在现代政治中的必要性，但政党信任低落已在多数实行竞争性选举的国家和地区成为普遍现象。研究表明，美国民众政党认同下降已成为政党衰退的重要指标，政党的竞争动员、组织教育和政府运作等功能在西方后工业化国家已经出现消退迹象。〔42〕台湾政治转型以来，民众广泛地参与了政治选举，目睹了竞争性政党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三次政党轮替，但是，每一个上台执政的领导人都无法获得持续的、较好的施政满意度，而由政党力量把持的“立法院”，其表现更为社会大众所诟病。民意调查显示，在近半数民众心目中，国民党与民进党同样具有贪腐的形象。〔43〕台湾学者林聪吉发现，近十年间台湾民众对于政党的不信任，基本上处于64%-74%之间，已经成为一项稳定而持续的政治态度，其成因与朝野对立加剧、当局绩效不彰、“立法院”议事效率低落、政治贪腐等现象高度相关。〔44〕此类现象不断削弱了台湾民众对主流政党的认同度，不仅意识形态的忠诚度在下降，情感上的依附关系也在降温，2018年“九合一”选举中国民党的韩国瑜在绿营传统票仓高雄大获全胜即说明这一点。
一项关于加拿大政党政治的研究结果可用来对比分析台湾的情况，根据Gidengil等人对加拿大全国选举资料的研究，经济表现不佳和主流政党忽略重要议题是造成民众对政党反感的主要原因，因为经济持续衰退会导致民众对主流政治的负面态度，而一旦政党无法回应核心议题，民众对政党的不满与疏离也随之上升。〔45〕台湾的经济一直低迷不振、两岸关系始终无法解锁，这是民众不满于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根本原因，主流政党无力、无意解决民众最关心的经济与安全两大核心议题，反而是基于一党私利，利用民粹主义工具对民众进行过度动员，以政治参与的名义将民众卷入政党利益之争，结果只会削弱民众对现有政党体系的信任，为新生政治势力的挑战创造机会。
由此看来，民众对主流政党的不满与疏离正是民粹政治操作的结果，它可能导致蓝绿两党格局的微妙变迁、政治过程的不确定性增大，如未具政党背景的独立候选人在选举中获得更多机会；或者独立候选人为了胜选开始组党，选民更加分流；或者政党候选人刻意淡化政党背景、政党意识形态，突显非传统政治风格。不管哪一种变迁，意味着台湾政党格局面临重大挑战，传统政党将不得不寻求革新，改变传统形象，吸纳新生势力，而第三势力、非传统政治力量因为民粹政治的转向可能获得更大发展空间，台湾政治版图可能更加碎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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