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投资盈利对美国企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种趋势还会加大。根据上海美国商会的调查，2015年以来美国在华企业盈利水准上升，多数企业计划增加投资。面对中国的市场机会，美国企业更多是担心中国市场不再开放。他们抱怨，2008年以来中国市场开放速度变慢，一些领域甚至出现倒退，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美国工商界希望特朗普政府能够利用“301条款”这一“超级武器”打开中国市场，同时又担心中美贸易战加征关税带来严重的后果。
因此，中方要打好中国市场这张“王牌”，通过美国在华企业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让它们意识到，中美贸易战如果无限扩大，将导致中美关联式结构性的崩塌，它们在华商业利益必将受到影响。因此，它们需要更加主动地做美国国内的工作，维护中美关系稳定的大局。
第三、在解决贸易赤字前，要优先解决中美“信任赤字”问题。
由于中美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差异，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与媒体对中国过去5年的发展多有误解，包括对中国“再集中化”发展不认同，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感到失望。其实，中美两国在过去五年中都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过去20年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贫富悬殊等消极影响的回应。中国问题复杂性不断增加，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对于中国事务的发展越来越困惑、感到难以预测，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习惯于戴“有色”眼镜看世界、看中国，习惯于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标准判断中国的发展，自然容易判断失误。
此外，美国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势力的上升，也使得美国对华接触派、温和派、国际建制派在中国问题上不敢发声。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美国左右派精英在中国问题上意见一致的现象，他们都要求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
针对美方对中国变化的误解，中方要多做解释工作，有必要有领导人出面做说明解释工作，包括中国模式、国家干预加强等问题。各级官员要有授权地进行解释工作；中国学者与媒体也要多做说明解释的工作。相信这些耐心而有说服力的解释工作，将有助于增加中美的政治信任，减少“信任赤字”问题。
第四，应对贸易战必须有“底线思维”，准备最坏的情形。
中美有全面爆发贸易战、经济战的可能性，冲突有可能超越贸易领域，扩展到金融、科技、政治、安全等领域，也有可能爆发激烈的地缘政治冲突。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受到美国极右势力的影响，有很浓的极端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的色彩。尽管特朗普本人可能主要兴趣在经济领域保持美国的优势地位，但是，其不断聚拢的保守势力可能利用他掌权的机会，发动更加咄咄逼人的攻势，他们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有可能利用中国“将强未强”的时机寻求全面的对华冲突，力图彻底打掉中国崛起的势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