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紧日子，核心是会当家，会用资金，节约集约管理和使用财政资金。”俞明轩认为，政府部门带头过紧日子，体现了共度时艰的决心和勇气，可以促进全社会养成勤俭节约的良好风气，起到带头示范作用。“在实践中，要根据预算绩效和相关依据，该保障的充分保障到位，该压减的毫不留情压减。”他特别强调。
“就‘三公’经费而言，并非最小化就是最优化。实际上，财政支出要重点考虑的问题是有没有必要、能不能承受。‘三公’经费也是保障公共产品供给的必要支出。”白景明举了个例子，比如公检法部门的特种用车，就应该达到一定的标准，再如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一些有必要的国际会议、谈判，都不可避免需要支出经费。
“事实上，‘三公’经费在总的财政支出中占比很小。政府永远都应该过紧日子，但是仅仅依靠压减‘三公’经费是不够的。”白景明认为。
对此，他给出了三点建议，一是树立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意识，争取以最低的成本保证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公共产品供给；二是建立绩效管理主体责任制，单位和部门作为预算编制执行的主体，其主要负责人必须有绩效理念，对项目支出的收益、效果必须予以重点考量，对于绩效评价结果应该承担相应责任；三是优化支出标准体系建设，也就是办什么事应该有相应的财政支出标准，这方面还有提升空间。
近年来，不少学者认为，政府过紧日子，不仅是财政管理的变革，更是行政管理体制的变革，必须从制度上下功夫。在我国，从中央到地方乃至县级财政都有上百个一级预算单位，每个一级预算单位都有完整的管理机构体系。这使得各部门基本支出齐头并进增长，容易造成财政资金使用集约效应不高。
在白景明看来，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还需寻找治本之策。继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扩大资金使用集约效应，是已被实践证明的可行之道。前者通过减并一级预算单位数量，从根本上拓展提升资金使用效率空间，如中央层面数据显示机构物业费支出居高不下，而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合并后物业费则从1900万元降至1100万元。目前部门内部事业单位数量多，运行成本耗费大，有必要大力推进归并部门内部职能相近的事业单位，释放资金使用集约效应空间。
此外，他尤为看重“放管服”改革。“过去，审批往往连带着各种收费。虽然说是收支两条线，但实际上行政事业性收费还有一定规模最终回流到了收费主体部门。如今，我们砍掉了一些不合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本身就节约了人力和物力成本，深化‘放管服’改革依然很有必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