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案规定，不得违背他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体格检查。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由患者自主决定。只有精神障碍患者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且有伤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扰乱公共秩序危险的，才能对患者实施非自愿住院医疗。
疑似精神障碍患者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行为的，由当地公安机关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并通知其监护人、近亲属。
“以前一直没有精神病强制治疗的实体标准，所有被定性为精神病的都适用于非自愿治疗。草案规定了非自愿收治的实体标准，这是草案的一大亮点。”黄雪涛说，但草案里用“扰乱公共秩序”作为实体标准，这样的标准和没有标准差不多。因为公共秩序的覆盖面太广了，自由裁量权太大，可能存在滥用的可能。发言不举手、越级上访、投诉检举不实、网络言论等，都可能会被指扰乱公共秩序。如果精神卫生法为此打开收治大门，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黄雪涛说，草案仍然由精神病司法鉴定机构行使对收治不服的最后裁决权，他们是医生，出具的鉴定结论不过是医学专业意见，而精神病收治的争议是一个法律争议，医生显然没有能力和资格作最后的决定。
在精神病收治乱象的背后，其实是一场医学和法学的博弈。
“我国精神病医学否认强制收治的法律属性，把"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收治"看做"纯粹的医疗行为"，认为强制收治与人身自由无关，也拒绝司法介入。”黄雪涛说，我国精神病医学用医学标准代替法律标准，将医学上的“自知力”作为判断当事人行为能力的标准，医生僭越法官的权力，给予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送治人以“监护人”的地位。
黄雪涛说，在精神病收治方面，总是由精神病专家把持着话语权，一些地方性条例也都是方便了医生，方便了治疗，使得侵犯精神病人的权利更容易。发生了很多这样的事情之后，大家才觉得整个社会要约束精神科医生，更多地保障精神病人的权利。
建议建立有效的异议机制
黄雪涛建议，一是增加精神疾病防治的财政投入，保证那些可能危及公共安全的精神病患者能得到足够的治疗；二是对那些非自愿治疗的人，一定要经过司法程序，法官应享有裁决住院与否、治疗与否的决定权，精神病医生的诊断可作为法官裁决的重要参考；三应加快精神卫生立法，明确规定，在精神病收治中，任何当事人都有权请律师。对那些请不到律师者，国家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黄雪涛说：“目前，最核心的是要建立异议审查机制，即住院患者就非自愿住院治疗问题，可委托代表人向第三方机构获得司法授权。医院对患者实行非自愿住院治疗，应当在非自愿住院后一定时间内向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作出是否准许的决定。精神科医生可以作为专家证人参加庭审。
与此同时，他还提出，在常规性的个案司法审核制度建立以前，应发挥现有制度框架下法院和卫生主管部门的异议审查功能。比如建立民事法庭的速裁机制，对住院患者就收治问题提出的异议，法院以速裁机制审理异议是否成立。精神科医生可以以专家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患者可以委托律师代理诉讼。提出异议，该机构应在规定时间内审查，并作出有约束力的裁决，必要时当事人可以参与听证。这只需对已有制度作出轻微调整，不会增加财政负担。（时间：6月29日 来源：河南法制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