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环境的变化亦是导致中央与香港反对派互信下降的一个原因，奥巴马时代推行重返亚太战略，中美在南海及整个西太平洋角力，在这个背景下，近年来反对派提出一些本土自决的主张，有人公开与“台独”势力及外国势力进行联系，中央担心香港成为外国势力反华的舞台，担心他们打“香港牌”。
中评社：您刚刚提到内部原因有一个是政府施政存在不足，最近也有人怀念港英时期的政府管治，认为那时候的政府管治比现在要好。您认为，回归后政府管治的问题出在哪呢？
郭一鸣：回归后实行一国两制，香港继续保持了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但回归后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与港英时期的管治是有本质的不同，回归并不是简单的“换支旗”。
港英时期，重大决策都是由英国政府拍板，英国为香港制定战略性政策，港英政府公务员队伍主要是负责执行，一直以来香港公务员有很强的执行力。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下，香港特区政府的管治班子既需要有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又要能作出兼顾当下的决策，与此同时要将决策付诸实行。我认为这是回归前后港英政府和特区政府最大的不同。
董建华政府提出了如“数码港”“中药港”、“八万五”等理念，雄心勃勃可惜最后都落空。公务员出身的曾荫权出来稳定局面，短期有所改善，但未触及深层次矛盾。梁振英对香港的深层次矛盾看得比较清楚，想作出改变，可惜很大的精力都消耗在处理立法行政对立的问题上。
中评社：港英时期，重大决策都是由英国政府拍板，而现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情况下，缺乏类似英国政府这样的决策者。那您是否认为，中央应该扮演过去伦敦的角度，在重大问题上为香港作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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