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是转化力，所谓“转化力”是指我们在危机面前，不仅仅是处理危机，而且是如何以及多快能够将“危（机）”转化为“机（会）”，化“阻（力）”为“助（力）”。当然并不是每次的危机都可以转化，然而在失败中必然蕴含成功的可能性，关键还在于领导人如何处理危机。习近平在中央第二次常委会上就指出：“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要对公共卫生环境进行彻底排查整治，补齐公共卫生短板。要加强市场监管，坚决取缔和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贸易，从源头上控制重大公共卫生风险。”这里包含了两层的用意：一是藉疫情为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考试；二是将公共卫生这个短板“补齐”。对前者而言，不是就疫情看疫情，而是从治理能力来看疫情，也代表习近平对中共的治理体系的开放式信心，即疫情不可能击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但必须“健全”和“提高”。就后者而论，“公共卫生安全”此一“非传统安全”首次真正进入了中共中央的决策高层，果然在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中，就强调“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因此，有理由相信未来在中共中央层级中，建立相关的“工作领导小组”，或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之下，成立特别单位统筹“公共卫生安全”或“生物安全”事宜。
中共之所以能将危险的考验视为天蚕蜕变的机会，应该是得力于其辩证思维的训练。在中共的发展的历史中，类似的事件已经屡见不鲜，这种从全局、从历史、从变化的角度去理解、考察、观察事件的可能发展，考虑如何捉住事物发展的规律，从而转化为有利于己的时机，既是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也是中华文化的传统智慧。当然有目标、有方法、有能力也未必一定成功实现目标，然以此次的疫情为例，显然中国共产党的治理已经完成其阶段性目标。因为从4月8日零时起，武汉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制措施。
其三是如期实现国家目标：2020年4月8日新华社正式宣布：“经中央批准，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3月24日发布通告，从4月8日零时起，武汉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制措施。”〔30〕事实上，在3月4日习近平主持中央常委会时，已经对中国大陆的疫情作出“总体形势趋于缓和”的判断，当然常委会也说到“境外疫情爆发，中国仍不能掉以轻心”的警告，〔31〕因而为了严防病毒的二次反扑，此次开放的武汉外出的乘客除了要具有“绿码”，还需经体温检测，乘机前旅客还需完成个人健康状况申报。〔32〕但是中国的抗疫防疫是成功地完成了预定的目标，这是毫无疑问了。
四、治理模式的短板
当然，在抗疫中，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模式是成功的，但并非完美的，其中在三个方面是比较突出的短板：一是政权与新媒体；二是地方的自主性及地方干部的提拔；三是对重大趋势和变故的预测、预警和预防的治理能力。
第一、政权与新媒体的新关系之安排：在此次“新冠疫情”事件中，执政党的整体作为中，最受诟病的作为之一，应该就是政权与新媒体的关系。从“吹哨人”到“发哨人”的贴文，政权处理的方式永远只是机械式、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式地删除、关闭，不仅无效，反而常常是增加点阅的良方。因为网络的特点恰恰是只要发出了，就决不是人工的删除、检索关键字的删除可以禁得了的；而且锁了境内，锁不了境外，锁住了眼睛，锁不了好奇心，所以“禁、阻、断”的手段，永远是无效的、循环的行政作为，解决不了问题，我们相信无人不知道此一道理。当然，或许“挡”的做法，可以得计一时，其实这里的“得计”，可能也只是使干部有“功”而已，长期而言，多半是无效的。前述“发哨人”的专访稿刊出被删之后，全网开始了接力赛，先是将文章黏贴复制到其他的平台，但存活的时间普遍很短暂，于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可以称之为史诗级别的转载奇观发生，1繁文版、2反文版、3英文版、4火星文版、5盲文版、6倒文版、7乱码版、8篆文版、9文言文版、10手绘版、11摩尔斯密码版、12无字版、13最新竖排版、14德文版、15进制编码版、16语音版等等这种史无前例的散发方式复活。所以作者说：“传播本身已经衍生出来新的资讯，就是对‘掐哨者’的嘲讽和愤怒”。〔33〕其次是动用公安机关去训诫在网络上被定位为“谣言”的发文者。一般而言，公安、警察这种强力机构执行的对象是行动性的罪犯，至于“谣言”的处理，基本上应由原机构“辟谣”，以正确的信息对付谣言，其“犯”法部分由当事机构诉诸法律去解决，才是符合专业原则和合理处置原则。
事实上，在这一段时间里，检讨此一部分的文章也很多，例如有人认为这是“对于全体中国人而言确实是一个黑暗时刻”；〔34〕也有人说：“此次疫情将政府系统内资讯沟通问题暴露无遗，不仅损害了当地政府公信力，也给社会带来了很大损失。”〔35〕在网络的言论，基本上有三个部分，一是资讯提供，二是假资讯或是谣言的散播，三是批评。一般的建议都是希望中共官方未来在资讯的发布工作上可以“更主动、更及时、更全面、更透明”，〔36〕迫使网络资讯只能扮演“协助传播”的角色。另外媒体也可能不想只听从官方的一面之辞，因此，从资讯再发出调查报导，这里也可能有不同于官方的看法或意见，这一部分有可能以当前官方媒体在疫情时期，建立“破谣”的专栏，专门针对相关的谣言，及时作答，及时辟谣。另一部分是意见包容的问题。
三是政权对社会不同意见，甚至是反对的意见，或批评的意见，甚至是恶性、恶意的批评的态度，这是大家的意见比较集中的部分。然而，这并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特别是在中美冲突的背景之下，对中共而言，以其目前的存在而言，“舆论自由”只是一个棘手之务而非紧急之务，所以改革的方式并不明显，并不明确。不过我们细究习在防疫之中的讲话，倒是数度提及：在1月25日的常委会中，习要求：“要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发布疫情，回应境内外关切。要加强舆论引导，加强有关政策措施宣传解读工作，增强群众自我防病意识和社会信心。”〔37〕
到了2月4日的常委会中，习除了强调宣传工作要“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之外，也要求“要正视存在的问题，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群众的关切，增强及时性、针对性和专业性，引导群众增强信心、坚定信心”。〔38〕2月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又强调了“要依法做好疫情报告和发布工作，按照法定内容、程序、方式、时限及时准确报告疫情信息。要加强对相关案件审理工作的指导，及时处理，定分止争。”〔39〕
最重要的是在大陆17万人参加的“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习用了一段文字专门说明“新闻舆论工作有效性”，强调“要完善疫情信息发布，依法做到公开、透明、及时、准确”。“要适应公众获取信息渠道的变化，加快提升主流媒体网上传播能力。要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对善意的批评、意见、建议认真听取，对藉机恶意攻击的坚决依法制止。”从习的讲话，可以清楚地知道，习是瞭解中国大陆当前的舆情状况的；对假资讯、谣言，要加强对相关案件审理工作的指导，及时处理，定分止争；对建议，则是分为“对善意的批评、意见、建议认真听取，对藉机恶意攻击的坚决依法制止”。而且在“中央成立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组织中，也安排了王沪宁（主管意识形态、文化、宣传、舆情口的常委）为副小组长，可见对宣传、舆情的重视。
但是问题还在于如何去判断善意或恶意，谁去负责判断，以及判断之后是什么单位处理。事实上，在新媒体时代，舆论如同市场上的商品，是以“供需法则”决定其去留，“需求”部分包含了两大部分，一是需要（need），一是想要（want）。作为生物“需要”是有限的，然而作为欲求“想要”是可以无限的。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后，资本家聪明创造了“供给”的有限性，成功地刺激了我们的“想要”，而且从社会层面将“想要”变成潮流，从而成为人们的“假性需要”。以此现象来解释新媒体的网络市场时，我们就发现在媒体的网络市场中，“舆论”绝非稀缺的商品，而是过剩商品。然而所谓“过剩商品”其实就包括了真资讯和假资讯，善意或恶意，正能量和负能量。而所幸的是人们在“资讯”的需求上，永远是“前者”，〔40〕因为前者是“需要”，是人们在生活中遵行正确决定的全部基础，而后者多半沦为无用的垃圾。因此，在资讯的竞争或斗争上，上述的前者与后者是不在一个等级上的商品，甚至我们可以说不论在平等或非平等的竞争下，前者均是胜家。除非前者有滞后、有隐瞒、有误判，则后者必然乘虚而入。所以立足官方的立场，面对后者与其是不断被动因应，事倍功半，收不抵支地加大工作成本，而且是伤及官方的信誉；实在不如主动、全面、及时地提供。当然这并不保证完全解决问题，但只要官方资讯被市场信赖，政府的信用得以建立，则后者的问题就完全可以合理合法地解决，而无需使用政权暴力。对于新媒体资讯，政府不论对内部资讯管理，或对外部的沟通机制完善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表现。这是在疫情治理中，第一个需要完善的短板。
第二、地方的自主性及地方干部的提拔：从中国大陆的官员在疫情中的表现来看，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显然是出问题最大的地方，这里包含了两个问题，一是地方干部处理重大变故事件的表现；二是制度上对地方政府的授权。
一是干部的表现，然而到目前为止外界看到应对疫情的地方干部都只是湖北、武汉干部为多，他们的表现自然不如人意，然而这些是否具有代表性，有多大的代表性呢？目前无法瞭解，但是习近平在疫情期间，则多次在讲话中抨击地方干部在抗疫中的表现，如“不服从统一指挥和调度”、“本位主义严重”、“不敢担当”、“作风漂浮、推诿扯皮”、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深入疫情防控第一线”、“疫情防控基本情况一问三不知”、“不作为、乱作为”。有的在防疫作为上“偏颇和极端”，在停产作为上“简单化一关了之、一停了之”。到了2月23日的“17万干部大会”上，习更直白、更全面地指出“干部政治上过不过得硬，就要看关键时刻靠不靠得住。总体看，在抗疫斗争中我们的干部队伍是好的，是经受住考验的，但也有少数干部表现不佳甚至很差。有的不敢担当、不愿负责、畏首畏尾，什么都等上面部署，不推就不动；有的疲疲沓沓、拖拖拉拉，情况弄不清、工作没思路；有的敷衍应付、作风飘浮，工作抓而不细、抓而不实，仍然在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有的百般推脱、左躲右闪，甚至临阵脱逃”。当然“这些都是对党对人民极端不负责任的，决不能容忍！必须坚决纠正！”〔41〕对此一定要及时问责，问题严重的要就地免职。而且“除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外，情节严重的还要对党政主要领导进行问责。对失职渎职的，要依纪依法惩处”。
按习的说法，中共的地方干部是出现了问题，而且问题还十分棘手，但是我们如果查阅九十年代之后的中共历次党代会报告，就会发现“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弄虚作假”、能力不强、信念动摇、奢侈浪费等见于“十八大报告”之前，本位主义、好人主义、宗派主义则见于“十九大报告”。换言之，这些是干部的通病，只是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干部的弱点表现，就更加令人侧目而已，其实这一部分中共在改革开放，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从干部的晋用、选拔、考核的制度等方面不断进行检讨，改进；习上台之后从官场文化进行更替，或许经过此次的考验，或是再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客观作出评价。
二是地方政权的自主性问题，在单一而且是中央集权的政体之下，在一般的情况下，中共这些地方干部，都能按例治理自己的辖区。所以本文讨论的“地方政权的自主性”，主要是在重大事故发生时的“自主性”，主要表现在中央介入之前，能有多少“自主性”，次为在中央领导下的“执行效率”的问题。
先说在重大事故发生时，地方政权是否拥有自主处理的权力，以中国大陆现行的央、地关系，地方政权在处理已知的突发事件，如天灾人祸、暴恐袭击、群众滋事或是民族纠纷等等，这些事故大概中共的地方干部都能主动应对，灵活处置，中央只需给予必要的协助。然而，类似此次“新冠疫情”的发生，按规定公布疫情自然不属于地方，但在中央确认之前，地方政权除了呈报和等待之外，理应还有相关“不使形势恶化”的急救性的措施，类似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突发病患的急救一样。在经历过此次疫情之后，中共中央就应该有所思考，而不能放任地方政府无为地等待。习说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42〕显然，建立地方在重大事件的“救急处置权”，是十分有必要的；从事后来看湖北、武汉政府如果能在12月30日一方面向中央呈报，一方面也能采取必要的处置，其后的疫灾成本可能就小了许多。
其次是在举国体制下地方政权“执行效率”的问题。在疫情中，即在中共中央介入后，许多地方干部在“执行”上，也依然表现得不称职，中共媒体指出了有三种地方干部的表现是让人完全无法理解的：一是公然抢劫：如2月2日大理市抢口罩事件。二是公然吹捧：3月6日武汉地方媒体《长江日报》报导的地方领导人的“感恩讲话”。三是武汉青山区社区居民3月11日爆料，居民采购的政府平价猪肉，被用垃圾车运送。有视频显示，社区业主怒斥社区负责人：“你买了这些肉吗？你吃了吗？”事件在网上引发轩然大波。〔43〕
前二者是越位执行，尤其大理市干部的作为，令人十分惊讶，中共统治中国大陆不是已经七十年了吗？一个地方级别干部怎么会如此胆大妄为，确实有些匪夷所思，从中共的体制来看，大理地方干部的做法，无疑是军阀行径，特别是对中央的统治权威的挑战，尤其是如今相对强势的中央，其中是否另有深层次的原因，令人好奇；如果只是简单的幼稚，那么外界也好奇这样的干部如何得到提拔？总之，这不应只是拔官的问题，而是干部制度方面的漏洞。至于武汉领导人的发言，当然此一事实的真相仍待厘清，不过地方领导有此说法在中国大陆并不奇怪，只是在“抗疫”之战才取得初步成果，地方官员就急着阿谀表态，不仅是心态可议，而且也必然引起人民反感。事实上，此次在中国大陆的“新冠疫情”之所以控制得宜，习近平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确实功不可没。然而共产党的立场，应该感谢人民的合作，才会真正赢得人民的感谢，党的领导只要开口索“恩”，这就完全变味了。按习一再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出成绩了，一定是首先向人民表示感谢，感谢人民对党执政的信任，感谢人民对党的政策、政令的配合，所以应该是“党”感谢人民。
最后一种干部之执行力从态度到能力，都令人怀疑，完全没有理由成为干部。说得严重些就是古代人民最为讨厌、痛恨的“恶吏”，在国家奔向现代化治理的时代，这是理应立即淘汰、更不堪为用的“吏”。总之，疫情以来，中国大陆治理的短板之一，就是地方治理能力的巨大落差，而地方治理不足之处，造成巨大的治理成本的浪费，疫情之后，制度面和干部的有效考核面，都有强化的空间。
第三，政权对未来可能的预测能力：当今的时代是“巨变”的时代，习称之为百年未有之“变局”，这使得现代化的治理也变得更加复杂。而所有的政府由于身处变局，常困于纷繁的事务之中，是以每每困于当前急务，只能不断以短期性、时效性强的办法加以应对。此种策略有可能出现两大缺失：一是根本忽视了长期性的趋势，在无法顾及长期性、趋势性的情况下，短期措施有可能是逆势而为，“饮鸩止渴”、“短期止痛”的结果可能平添了长期发展的成本，甚至是与趋势背道而驰；二是无法预测在长期性的趋势中的各种突发事故，从而也无法从容应对长期性的趋势中的突发事故，由此而生成应急成本的增加，从而大大削弱了政府治理的能力，造成民众对政府信心与信任的流失甚至是丧失。
从中共政权一贯的表现来看，似乎对“趋势”的发展，比较有把握，特别由于中国的体量和中国的地位，已然可以依自己国家和民族之需求，去设计未来，所以中国大陆才能肯定而自信地宣称“中国崛起之势无人能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等。毫无疑问中国大陆的“变”，已经是当今世纪之“变”中的“自变项”，从当今的世局看，此一趋势，也将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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