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智能思维：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可以为提升机器智能带来契机，因为大数据将有效推进机器思维方式由自然思维转向智能思维，这才是大数据思维转变的关键所在、核心内容。众所周知，人脑之所以具有智能、智慧，就在于它能够对周遭的数据信息进行全面收集、逻辑判断和归纳总结，获得有关事物或现象的认识与见解。同样，在大数据时代，随着物联网、云计算、社会计算、可视技术等的突破发展，大数据系统也能够自动地搜索所有相关的数据信息，并进而类似“人脑”一样主动、立体、逻辑地分析数据、做出判断、提供洞见，那么，无疑也就具有了类似人类的智能思维能力和预测未来的能力。“智能、智慧”是大数据时代的显着特征，大数据时代的思维方式也要求从自然思维转向智能思维，不断提升机器或系统的社会计算能力和智能化水平，从而获得具有洞察力和新价值的东西，甚至类似于人类的“智慧”。
对此，中评社有深刻的感受。中评智库基金会下设大数据中心，已经成为思考香港问题的大脑，其成果备受瞩目。因为使用了大数据系统，中评社具备了新时代数据新闻的创造力。
5，当然，大数据思维不是万能的，也有很多问题需要克服，所以需要与辩证思维互为补充。如专家所言：大数据的解释力并不强，它只能说明相关关系，而无法表明因果关系。这恰恰与新闻的内在逻辑相悖，新闻倾向于得出结论，即由什么原因才引发这样的结果。新闻生产在应用大数据时需要规避这一矛盾，通过人工调查、采访、分析等手段完成自身的逻辑链条，从相关推进到因果。不仅如此，轻信大数据的预测也有一定的风险。这是个不确定的世界，有许多决定性的影响因素都无法纳入模型之内，过分依赖大数据及其预测模型是危险的。大数据依托的是已经存在的数据，是基于存量(过去)的；但新闻是向前走的，是基于变量(未来)的。两者存在逻辑上的差异。②
对此，中评社深有体会，所以在大数据的智能分析基础之上，加强分析员的人的作用介入，电脑与人脑的结合，缺一不可。并且如上所述，要用辩证思维来做导正，这就能够使得新闻思维预测能力和纠错能力都更加强。
近4年多来，因为以辩证思维与大数据思维结合的新闻思维来推动新闻传播，中评社对香港实践“一国两制”的规律认识更加深刻，对问题的判断更加准确，对思想型受众的需求更加瞭解。无论是运用辩证思维或者大数据思维，中评社的目的都是为香港实践“一国两制”的克难前行、行稳致远而发挥传媒及智库的独特力量。
三、习近平访港讲话中的底线思维探析
2017年7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发表了讲话，我受邀出席并认真聆听了讲话，当时有颇为震撼的感觉。因为这是香港回归20年来，第一次由中央最高领导人直接提出了管治香港的底线思维之策，我预感到，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过程中有了不同的解决问题思维。我相信，掌握了习近平的治港思路与底线思维，就能掌握香港今后的实践“一国两制”的动向与走向。经过深入研究，我撰写了《习近平访港讲话中的底线思维探析》，并刊发于《中国评论》月刊2017年8月号，现将文章的主要观点再摘录如下：
在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年纪念日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专程访问香港，并发表了7次重要讲话。在系列讲话中可以看到，热烈祝贺回归二十年纪念、高度肯定“一国两制”实践的成功、对各界提出推动香港发展进步的具体要求，是主要的构成内容。纵观习近平的系列讲话，极具历史高度，具有鼓舞作用，为香港今后的定位做出了明确的表述，稳定了人心，展示了前途。作为中共领导核心，习近平今次关于香港问题的系列讲话，其意义超越过往，非常值得香港各界认真学习领会。
需知，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思想中，蕴含丰富的哲学思维。我个人对习近平今次访港的系列讲话中充分表露的底线思维运用尤为关注。因为在习近平历年来对香港问题的讲话中，都未曾如此鲜明、集中、严肃地运用底线思维。习近平的底线思维集中体现在《习近平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的四点意见里。可以看到，在第一点意见中，习近平明确指出：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的。其实在其它的三点意见中，虽然没有再提出“底线”字眼，但是完全具备强烈的底线思维。
习近平对香港问题的四点意见中，第一点是在“一国”与“两制”的关系中明确了底线思维，即：1、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2、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3、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一国两制”底线的冲击，不可容忍。第二点是在宪法和基本法的关系中划清了底线，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基本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基本法律，如果切割或者颠倒，即是触犯底线。第三点是在发展与落后的关系中明确了底线思维，要抓住机遇求发展，否则“苏州过后无艇搭”，不求发展即是落后与失败。第四点是在“和气”与“乖气”的关系中明确了底线思维，强调了“和气致祥，乖气致异”，不应该纵容乱港祸港的“乖气”的出现。
底线思维是什么？底线思维注重对危机和风险等负面因素进行管控，而不是降低标准、无所作为。善于运用底线思维，防患于未然，才能赢得工作的主动权。我认为，回归以来，在香港的管治方面乃至社会心态方面，最严重缺失的是底线思维。强调“两制”、忽视“一国”，强调“完全自治”，扭曲“高度自治”，敌视国家安全，纵容制造动乱，攻击中央权威、挑衅基本法实施，无政府主义盛行，如此等等，都是香港整体底线思维缺失的表现。底线思维的整体缺失，使得香港在政治实践方面陷入迷茫，是非曲直难以辨识。治港者、爱港者没有从最坏的角度做准备，没有做到有备无患、应对有策，这对香港来说，是祸不是福。是对“一国两制”实践的最大危害。
习近平指出，香港如果陷入“泛政治化”的旋涡，人为制造对立、对抗，那就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严重阻碍经济社会发展。我认为，“泛政治化”的旋涡之所以得以形成，实质离不开香港社会普遍存在的“漏斗思维”作怪。之所以“泛政治化”（pan-politicalization），是因为“漏斗思维”已经在上端卡住了正常的政治结构，在下端又戳穿了必备的底线。结果，“一国”的原则可以漏掉，“两制”的另一制也可以被漏掉。“漏斗思维”其实是破坏性思维。可以说，如果没有完备的底线思维，“漏斗思维”就将大行其道，必将分化瓦解香港的共识、危害香港的发展前途。要遏制“漏斗思维”的进一步形成，就必须明瞭以及妥善运用底线思维。
我们还要注意到，习近平赋予了底线思维新内涵、新内容，他对港讲话的底线思维中存在重要的辩证关系，需要认真学习体会。习近平的底线思维具有这样的特点：
一、底线与高线并存。在划出底线的同时，可以注意到，习近平更多的是向香港指出高线所在。习近平对香港各界的各项殷切期待，就是高线。在四点要求中，底线与高线并存特点格外突出。底线思维不是要因循守旧、消极懈怠、不作为不担当，恰恰与之相反，在守住底线的同时，既要看到风险，又要破解难题，敢于领先，敢于化解危机，掌握生机。
二、管控与进取并存。如前所述，底线思维注重对危机和风险等负面因素进行管控。但是，习近平在划出底线的同时，更多地鼓励香港各界要有所进取，绝对不是唯底线论。香港在今后需要进取，就必须贯彻新理念、形成新体制、运用新办法、发展新事业。内地的高速发展变化，已经导致香港不可能天然在先了，也必须与时俱进，打破旧思维，寻求改革与突破。
三、守护与开放并存。在习近平的系列讲话中，守护底线不是唯一内容，如何开放进取才是主要意涵。我们看得到，其中的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法治思维、精准思维，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而且构成了主体意义。香港没有自我封闭的本钱，必须提高对外开放、与内地加强合作的水平，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成为内地走向世界的经贸桥梁。
对于底线思维的掌握与应用，不仅仅是香港特区政府的责任，也是中央有关部门的责任，香港的政治组织、社团、智库各界，只要是衷心拥护“一国两制”的组织与个人，都应该明瞭底线思维、树立危机意识，这样才能为香港争取更大的繁荣发展空间。
四、“一国两制”话语权的缺失与中评社的新思维
1，2014年香港发生了“占领中环”的社会事件之后，台湾政治大学的学生对该事件的现象与本质进行了深入有益的探讨，他们发现香港的话语权被支持占中的网络媒体主导了，其有关结论如下：③
法国哲学家傅柯（Michel Foucault）的研究，话语与权力紧密关联，话语的形成与变动受到权力的控制，知识藉由权力进入话语后成为“真理”，权力则对话语的选择有决定性影响，也就是“权力即知识（power is knowledge）”。拥有话语权代表拥有权力展现的平台。谁控制了话语，谁就有对社会“现实”的建构权力，如同荷兰语言学家冯戴依克（van Dijk）所认为，统治阶层掌握各种话语形式和手段，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控制被统治阶层的言语行为、意识形态和社会认知，灌输、诱导无权力者服务与拥护有权力者。
在全球化的时代下，网络媒体的兴起使得话语权的较量却多了新的变数。过去，话语权主要操之于大众媒体，特别是报纸和电视主宰了群众的阅听取向和社会印象。然而社群网站的遍布和智慧型通讯器材（譬如手机、平板电脑）普及，造成民众处理资讯的习惯改变，讯息从单向的接受变成双向的互动，多方共享的资讯发源和亲友传播的效力倍增，因此新闻从网络媒体的散布速度和效果远远超过传统的报纸及电视媒体，随之而来的话语权战场也位移至网络场域，报业纷纷推出电子报、电视台也涌向网络播报的形式。
在此次占中事件，话语权的竞争主要呈现在支持／同情占中，以及反对占中之间，其中又有香港与国际媒体、主流与独立媒体之间的相互竞合。由于主流媒体拥有广大的受众资源以及强力的传播工具，使得进入网络后得以透过与相同立场的独立媒体或社群合作，形成与主导舆论。在占中事件中可以发现，网络场域形成重新解构权力的新平台，掌握权力的统治阶层尽管在传统媒体上的影响力仍旧牢固，但是网络上的影响力却大为逊色。有人说“网络是穷人的原子弹”。从第二次大战时期至今，原子弹造成传统战略思维的大改变，如今二十一世纪，网络媒体主导了沟通与传播的话语权战争，在占中事件的新闻传递上大放异彩。
真是旁观者清。台湾的学生如此尖锐地、敏感地发现了香港特区政府在网络媒体中失落了话语权，但是，有关各方却麻木不仁，不予重视，更不会着力去改正、去管控。在2019年下半年的“反修例”期间，任何人穿上黄马褂，就可以变成记者，很多人在现场做的并不是记者的工作，即使有新闻有图片，也是以反政府为目的，而反对派不仅死死抓住网络媒体的话语权，还全力以赴去抓国际话语权，最终导致了香港特区政府处在百口莫辩的极度尴尬地位，造成了失去话语权之后更加大的乱局，有专家批评说：一向以来，特区政府对舆论引导都是放任不管的态度。有人说香港的言论实在太自由，这突出表现在政府完全不考虑社会舆论的发展走向。特区政府在斗争中不断失却话语权。
2，香港问题的话语权长期失落是不争的事实。近些年来，通过大数据的观察分析，我们清楚地瞭解，不仅是传统媒体，在自媒体方面，香港问题的话语权都不在特区政府方面，也不在建制支持者方面。特区政府出现了话语贫乏症，几乎把《基本法》念成了《圣经》，但是任何主张及政策一旦出台就被丑化、被污名化，只能吃哑巴亏。从中评社掌握的大数据来看，在社交媒体舆论场上，超过60%的用户一度站在了建制的对立面，形成了建制在舆论场陷入了“舆论黑洞”的危机。话语权是影响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失落话语权的后果就是香港在实践“一国两制”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乱流，甚至是泥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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