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所倡导的制造业回流战略，不仅只是为了缓和国内矛盾，如就业和收入两极分化问题，而且与发达国家对新一轮数字技术的战略布局密切相关。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虽然在表现形式上日益数字化、服务化，但却比互联网时代更加依赖于制造业基础，随着数字技术进入人工智能、云计算和云存储时代，对专用芯片、数据中心和数据传输设备的需求会进一步上升：以美国为例，2020年，美国制造业的云技术利用率在上半年就增长了140%，数据中心的新增建筑面积每年超过了800万平方英尺，而未来五年，仅人工智能芯片市场就将产生大约350%的爆炸式增长。不仅虚拟的数字来自物理实体，而且分析、存储和传输也依赖于物理实体。
中国制造业占比的持续下降，与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占比趋稳回升，是一个警示信号，必须高度重视。虽然中国制造业比重下降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如制造业中的非制造环节的不断分离，形成服务性产业等；但也有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不平衡，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和智能制造业的发展不平衡等结构性失衡因素，这是导致近年来中国制造业从业人数和资金流入放缓甚至下降的主要原因。长期来看，由于服务业更多地作为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和终端延伸，出于国内经济安全稳定的保障，我国不仅必须保持一定的制造业规模以吸收服务业投入，也需要发挥制造业在技术溢出和产业带动方面的强大作用，尤其是在新一轮数字技术革命中，更需要发挥先进制造业的战略引领作用。如果任由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比重持续萎缩，中国将无法在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中抢得先机，失去提升产业链和供应链地位、锻造产业链和供应链强度和韧性、补齐产业链和供应链断点和短板的机会。
四
文章指出，从中国现有的产业结构上看，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是具有可行性的：
首先，经过数十年发展，中国已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具有完整的制造业供应链，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有220多种产量全球第一。制造业的规模优势以及全产业链和产业协同优势明显，产业间互为市场，使制造业保持一定的基本比重成为可能。
其次，虽然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回流政策有可能继续，但由于外国企业厂房、设备投资形成的沉淀成本巨大，而中国基础设施和配套企业的完备性、拥有世界第一的研发技术人员数量，以及庞大且迅速增长的本土市场，仍将对国际制造业投资具有吸引力。
再次，中国城乡之间、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的协同，传统制造业的升级改造，制造业升级带动农业和服务业的效率提升，都蕴含着进一步扩大规模、优化结构和提升效率的可能性，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以5G、特高压等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为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为在较长一段时间里稳定制造业比重提供了压舱石。
最后，中国在高铁、航天、5G等先进制造业领域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具备引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技术基础能力，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一代数字技术领域，发展也非常迅速，2019年底，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越美国，排名世界第一。
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重点是要将其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稳定性，与提升中国制造业的“质”紧密结合起来，“基本稳定”是约束条件，提升制造业的“质”才是最终目的。因此，无需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设立短期硬期指标，对那些有助于制造业价值增值和价值实现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还应给予大力支持，不必纠结于是否会因此降低制造业的短期比重。
在具体政策导向上，第一需要抓重点。在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实施上，有针对性地促进国内企业协同合作；在重大科研攻关问题和关键技术领域上，充分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重点领域集中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扶持一批有潜力的龙头企业做强做大。
第二是降成本。实施以制造业为重点的减税降费措施，降低制造业用电、气、水等的直接成本，鼓励引导金融机构向制造业倾斜，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积极利用资本市场，鼓励股权投资、债券融资等更多向制造业倾斜。
第三是促开放。鼓励制造业企业面向国际市场参与竞争、开展合作，进一步深化与东亚和东南亚等地理临近地区的产业链合作，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能合作。鼓励各地区为制造业重大内外资项目开辟绿色通道，简化落地手续，推动重大项目尽快落地投产。
第四是强融合。按照2019年11月十五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精神，继续大力推进融合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开辟和畅通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的融合发展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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