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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南读书会迎七一特别讲座（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
中评社北京7月3日电／据澎湃新闻报道，“今年6月上海国际电影节，我到黄浦剧场看了《女篮5号》4K修复版。本来我以为老同志比较多，但那天下午却来了很多年轻人，电影演完后大家都还鼓掌了，我印象特别深刻。”6月27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在“思南读书会”迎七一特别讲座上说道，“红色经典不仅是对五六十年代人的影响，也可能以某种形式活在我们当下的此刻。”
思南读书会开办七年以来，已成功举办了近四百余场活动。在这场迎七一特别讲座上，罗岗与华师大中文系教授孙晓忠、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屏瑾，一同重拾对上世纪红色经典文学的回忆，分享红色经典在当下散发的活力和价值。
“十七年”文学是断层还是延续？
“教中国现当代文学一定会涉及到‘三红一创、青山保林’。对于这些红色经典，无论是从文学史研究、教学还是从青年阅读来说，都有一个变化的过程。”罗岗谈道。
“三红一创、青山保林”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十七年”小说（1949～1966）的概括—，即《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与《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在这个时期，文学创作坚持政治与艺术的统一，“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为工农兵服务”，某种程度上“十七年”小说充当了社会生活教科书的任务。
虽然“十七年”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所历经的一环，但由于该时期文学创作的特殊性，在文学史讨论上争议颇大，甚至在许多中文系课堂中，该部分也会被压缩或简略处理。在1980年代的文学史叙述中，公式化、概念化、政治化的“十七年”文学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当代文学的真正意义必须要通过“新时期文学”才能加以证明。
不过罗岗提醒，文学史可能忽略了“十七年”文学时期的重要性 。他与孙晓忠成长于五六十年代，对他们来讲，教学研究和个人青少年时期的文学阅读是合二为一的。他们不仅借助于文学史的叙述进入这段历史，而且红色经典也早已通过个人生命体验融进了他们的文化记忆里。
“红色经典的确是从小阅读时建立起的情感，我现在想自己为什么一直喜欢研究这一块内容，和我小时候的阅读习惯有关。”孙晓忠回忆道，“在1990年代我喜欢跑去华东师大后面的小摊子买五六十年代的红色经典小说。每个旧书的前面都盖着各种各样的单位公章，这是九十年代各个工厂图书室倒闭后流到民间的书，现在卖得很贵了。”
在孙晓忠看来，1980年代新时期文学和红色经典之间其实有着不可忽视的逻辑联系。“虽然1980年代以后文学语境有了非常大地转变，但是共和国第一个30年书写创造出的成果仍然构成了整个20世纪的写作的前提，而且是重要的一份前提。”
实际上，新时期文学中有一大部分，其实是在跟之前30年的文学的遗产进行对话。张屏瑾认为，这种对话直到今天都还在展开。比如作家双雪涛在写作中就时常涉及父代与子代间的关系，父代正是处于建国的历史中。子代的成长仍受父代历史时期的影响，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明红色经典在我们的社会文化史和写作意义延续上的重要性。
重思红色经典文学中的艺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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