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社区的构建提升了网络政治传播的互动性。台湾学者柯一青指出，“社区(community) 是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 的一环，幷不单单指的是村里，更不以集合住宅为单元，应该属于人心理互动的一种组织，幷无固定的范围与界限”〔9〕。网络社区建设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可依据区域内个体的自我特性为其自动匹配出适合群组，也成为集会召集的重要平台。台湾通过构建社区文化认同来强化社区参与者的主体性，从现实帮扶发展至网络联结，意在把社区人员之间产生的联系与社区整体意识相融合，产生区域共识。网络社区的构建可快速高效地联结社区个人力量。众人皆知的“太阳花学运”及“反课纲运动”之所以可快速集结大量人员，不可忽视社区网络和各大社交媒体的集结作用，发起者通过各种社交平台联动、协作，最后形成“无组织的组织”。此时的网络化个人主义达到高潮，个人的政治关注度和参与度得到明显提升。
三、台湾网络化个人主义影响两岸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具体体现
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两岸以一致的身份认同 、明确的共同利益和有效的制度规范为支撑，网络化个人主义在台湾的发展映射出台湾岛内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的变化，这些变化影响着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一）台湾民众的“台湾主体意识”和身份认同差异在网络政治传播中被强化
身份认同对构建两岸命运共同体意义非凡，网络化个人主义一方面为多元理念的碰撞提供了平台，一方面成为台当局通过网络塑造“台湾主体意识”、强化“台湾人”身份的工具。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群际区分提升自尊”，“台湾人”的自尊是通过与“中国人”的社会比较而实现的。〔10〕国民党退台后，台湾走的是与大陆完全不同的政治发展之路。台湾整体倾向将实行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国家和地区视为“自我”或“我群”，而把与西方民主不同的制度称为“非民主制度”，一律视为“非我”或“他群”。〔11〕中国大陆的政治制度便是“他群”之一。早期国民党的“反共”教育以及与台湾经济“四小龙之一”的光辉岁月的对比令民众对大陆带有偏见和刻板的印象，认为台湾比“一党专政”的大陆各方面都要先进。
台湾当局为了稳固权力地位，长期贯行“区别两岸，突出台湾”的排他布局。通过整合党派、社团、提出可以塑造群体同质性偏好的联结理念，如将台湾的“尊严”同“台湾主体意识”相关联，“台湾命运共同体”等利用民众的模糊性身份认知力图将台湾民众吸引至党派的支持群体中。新冠疫情阻断了两岸的民间往来，民进党藉机利用网络媒介深化台湾社会对大陆的分离意识。两岸长期分离，有效沟通缺乏的现状也为“独”派势力的扩大提供了契机。纳粹党徒戈培尔曾称“重复是一种力量，谎言重复一百次就会成为真理”。当民众不明真相时，通过虚假的重复性宣传以得到民众的认可，继而“弄假成真”通过控制大众媒介，数十年持续推送大陆“威胁”论，营造“亡国感”，哄抬仇陆气焰。
现代化产生了结构的变异，结构和功能专门化的子系统出现幷且成为一个体系。〔12〕在报纸、电视、广播和杂志在内的大众传媒影响下，部分受众形成寻求政治暗示或避免认知失调的心理倾向。〔13〕多数的新闻节目和政治类节目为了寻求最大化的利益，大都有意突出特定党派性来迎合他们的目标受众，致使以统“独”议题为核心的政治两极分化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民众将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因政治分歧所造成的身份认同危机中，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在2020年7月3日公布的三份民调调查结果显示在两岸关系方面“维持现状”仍占据主流，但是有下降趋势，且“偏向台湾独立”有27.7%的支持度，是该研究中心近30年的最高数字。〔14〕
（二）舆论政治化加深台湾青年与大陆交流的“焦虑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岸交流，归根到底是人与人的交流，最重要的是心灵沟通。要多关注两岸青年交往，保证多平台多交流，实现人心相通。
“独派”政党时刻营造的“恐中”氛围刺激台湾青年的政治情绪。政治世代理论认为，青少年时期是价值观念的形成期和塑造期，一旦形成，到中老年都不会有太大的偏差。民进党组成中含有“台独”成分，其政策以及相关的政治衍生品或多或少带有“台独”色彩，加之渲染统“独”议题取得的吸票成绩，台湾的政党政治发展很难摒弃统“独”议题的影响。现今省籍矛盾、阶级矛盾相对弱化，营造台湾处于日渐强大的大陆旁侧的“亡国感”，两岸关系的报道中，时常出现“中国打压台湾国际空间”“中国2000多颗飞弹对准台湾”“中国要吞幷台湾”；涉及两岸经贸往来是“由经入政、统战台湾”“钱进大陆、债留台湾”“人才外流、掏空台湾”等等论调。青年在这样的台湾社会中生活，其国家认同、政治认同都会在这种持续的恶质舆论环境下受到深刻影响。
两岸青年交往的社会焦虑感走高。社会焦虑感强的人倾向于通过网络建立人际关系，幷对其进行管理。因网络具有匿名性、物理空间存在距离以及异步性，为现实焦虑感较高的群体提供了交往和发声的可能性。〔15〕由于台湾网络化个人主义的盛行，现实中所回避的严肃话题会通过网络媒体平台表达个人观点，多元观点的激烈碰撞会产生更多焦虑感，愤怒、焦躁、不被理解的“非理性”情绪被刺激产生。回看两岸在网络上的争锋，政治问题引发的两岸网友骂战现象频发，小至个人，大至国家，都在哄抬两岸青年的政治负情绪。名人的政治态度备受关注，其粉丝团体在网络上的狂热支持在面对国家统一问题上也自动划分成两层。如台湾艺人周子瑜、欧阳娜娜等未经证实下被爆出有“台独”倾向引发两岸网友的激烈骂战，公开道歉后网络上的对抗热度依旧不减。有人感慨“网络力量的可怕，毁了前途”。舆论政治化加深了两岸民众对各自政治文化的认知，拉宽了两岸青年交流的距离，环球时报报导称“不要给台湾艺人乱扣帽子”，希望珍惜两岸情感。然而现实是新冠疫情下台当局的“以疫谋独”，ECFA的停止，两岸交流的断层，网战频频，大陆“武统”声高，台湾“亡国感”之忧虑更甚，形成恶性循环。
（三）民粹主义藉网络化个人主义形成社会问题破坏两岸利益联合
共同利益是构建两岸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支撑，深化两岸利益融合，共创两岸互利双赢，增进两岸同胞福祉，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宗旨。
网络化个人主义助力台湾社会运动幷影响两岸的利益联合。信息网络化对台湾的社会运动作用显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建构信息网络将议题认知普及化, 刺激社会情绪与集体意识的形成；第二，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可以绕过传统媒体自身设置的“把关机制”(gate keeping) , 获得独立的信息发布和传播渠道，进行自主发声；第三，推动社会动员，构建起因同一议题的“想象共同体”；第四，形成互助网络。促进外界对于社会运动的瞭解和认知，寻求外部支撑；第五，筹集资金和获取资源以支持运动的进行。〔16〕例如，2014年3月，台湾地区的高等院校学生群体、民间团体（“反黑箱服贸民主阵线”“黑色岛国青年阵线”等）发起了“太阳花学运”，反对暗箱操作通过“服贸协议”、要求退回“服贸协议”、建立“两岸协议监督机制”、召开“公民宪政会议”等。
反服贸人士首先通过“黑色岛国青年阵线”与“反黑箱服贸民主阵线”的Facebook粉丝页, 连篇累牍地发布反对公告与抗议信息，藉“网书”强大的粉丝量和转载机制扩散信息，寻求抗议支持者。从信息发起到占领“立法院”再到退出立法院，全程信息现场直播，幷持续号召动员更多的人加入，“在学运开始后仅一周时间, 就有35万名粉丝加入‘反黑箱服贸协议’的Facebook社群,‘反黑箱服贸协议’发布的声明则被迅速转载与分享, 传达到接近二成的台湾人口(430万人)。”〔17〕这些参与者部分来自于大学社群网络，部分来自于亲友网络转载后的应援，都凸显出网络化个人主义多层次、多结点的联合作用。
民粹主义泛化，两岸融合受阻。“青年群体以强有力的姿态与运动诉求站上台湾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其思想诉求鲜明有力，直指执政当局，其‘反叛’行动颇具有破坏力与震慑性，对台湾政治格局、社会秩序与民主思想带来强烈的冲击与影响。”〔18〕有学者认为“太阳花学运”之后台湾青年中的民粹主义思维加剧了，整个网络的舆论环境也是越来越被这种情绪所控制。〔19〕“太阳花学运”映射出这样一个现实境况：青年群体对社会热点关注度的提升以及应对的敏感性和偏激性一幷提抬，幷且已经将网络召集和群体性同质塑造作为权益表达的重要路径，由此衍生出的激进行为已经完全偏离民主的本质，对两岸利益的联合造成持久性的冲击。
（四）一味迎合青年选民，国民党“本土化”深化
为了更好地构建两岸命运共同体，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国共两党应致力于聚同化异。
政党理念、领导人形象以及固有支持群体的号召力都是影响选民投票的重要参考因素。民进党藉新媒体长期刻画塑造国民党组织老迈、缺乏活力、“亲共”的形象，使得台湾社会尤其是青年群体对国民党形成了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腐朽政党的认知，无法产生对其的吸引力。信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加上新媒体的影响，青年群体距离国民党愈来愈远。老旧的人员结构无法时刻掌控喜爱在社交媒体中交往的青年群体思想，国民党提出的议题吸引力不足，政党的信任度也有所下滑。为了扭转不利的竞选局面，“在社交媒体中，国民党开始频繁使用网络语言，讨论社会议题，发起志愿者活动，推动环保建设，关注弱势群体，不断依靠新的社会议题来培养公众对国民党的认知与接受，使得国民党在公众心中开始呈现出具有‘关怀、活力与年轻’文化的政党。”〔20〕但相比民进党，国民党的青年选民支持度仍处于下风，加上每到竞选时期，统“独”议题便会被高调抛出，民意就会出现偏转。自蔡英文2016年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以来，台湾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发展停滞，民调显示其党派的民意支持一度下滑，然而民进党藉操弄香港“反修例”事件，强化台湾民众“亡国感”，在短期翻转民意，2020年在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中以817万高票连任。看到民意对民进党的偏向后，国民党内部有声音称其失败的原因在于承认“九二共识”，因民进党长期将“九二共识”与“一国两制”进行捆绑，模糊台湾民众对国民党的认知，必须提出新的两岸政策论述。
“本土化”的国民党不敢喊“统”，幷在每次的竞选失败后对自己的行为和对手的竞选策略进行反思和模仿，幷“以此为依据改变自己的行为和论述以增强对选民的吸引力”〔21〕。国民党新任党主席江启臣一上任便积极推进制定新的两岸政策论述，成立“改革委员会”。定调两岸政策“以基于‘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延续两岸互动，强调反对台湾独立与中国的‘一国两制’”。〔22〕此次提出的新两岸政策刻意分割了“九二共识”与“一国两制”，明确“中华民国宪法”基础，其他幷无过多改变，可看出是在效仿民进党的选举策略，一切为选举服务。新“九二共识”获台湾本土派与年轻世代的支持。对此，台湾学者称“当‘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框架转换成‘九二共识、中华民国’架构时，已未见‘一中’”。〔23〕可见国民党对青年世代的思想偏向，“青壮派”的代表江启臣意在藉机整合党内思想分歧。在2020年9月2日国民党公布的党员民调显示，党内高达81.5%的党员认同江启臣提出的“在基于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基础下推动两岸交流。迎合青年群体势必会造成国民党与民进党的趋同化，国民党内的“去统”氛围正在悄然蔓延。国民党的“去统”行径为当下“统”声渐弱的台湾社会再添阴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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