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2月22日电／据中国青年报报道，20世纪70年代，英国社会学家安·奥克利在以家庭主妇为对象开展的访谈中，进行了一项“自我态度”测试，要求被访者以“我是……”为开头造句，尽快写下关于自己的10项陈述。此项测试的回答顺序被认为可以反映自我概念构成。一半被访女性在前两项就写下了“我是家庭主妇”。除此之外，还有“我是一位妈妈”“我是一位妻子”“我喜欢打扫做清洁”等很多关于家庭化内容的其他陈述。而关于个人性格、情绪状态等非家庭角色的陈述则仅占总数的4%。一些女性甚至只写了两三句就写不下去了。她们说，除了妻子、母亲、家庭主妇，实在想不出自己还能有什么别的身份。
将近50年后，在中国，女性似乎早已习惯了更多样化的身份以及由于不同身份立场引发的关于女性和女权的争议。2020年秋天，“华坪中学校长张桂梅反对当全职太太”的话题引发热议。职场女性们“坚决支持”，全职太太们觉得“太狭隘极端”；有人呼吁“要尊重个人选择”，也有人诉苦“还不都是为了孩子”。在此之际，作为一名中国女性有机会阅读安·奥克利完成于五十年前的作品，《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别有一份感慨在心头。
相对于“职业女性”“全职太太／妈妈”，安·奥克利关注的是女性作为“家庭主妇”的角色，并对此做了定义：家庭主妇是指“除家庭佣工以外，负责大部分家庭职责（或监督家庭佣工来执行这些职责）的人。她可以是已婚女性，也可以是未婚女性，在家庭以外可以从事或不从事其他工作。”研究显示，在1968年的英国成年人口中，十分之九的无业女性是家庭主妇，十分之七的就业女性是家庭主妇。也就是说，几乎所有成年女性都担负着经营家庭的主要责任。
作为首次严肃对待“家务劳动”的研究，《看不见的女人》着眼“女性与家庭事务”这一主题，重点研究了女性对家务劳动的认识、对从事繁复家务的感受、对不同家务所抱持的态度等，并通过对其表述的分析，透视了家庭内部的结构和分工，以及社会中不被意识到的关于性别角色歧视和女性对此内化性的强迫认知。在访谈中，那些被大众传媒所描绘的每天“从烤箱中端出烘焙得酥脆金黄的面包”“将洗涤得洁白清香的衣物挂在晾衣绳上”“在自家后院莳花弄草”的家庭主妇生活，实际充斥着“单调”“碎片化”“节奏过快”等与流水线工人类似的劳动体验，以及对工作时间长、社交程度低、社会地位低的内心不满。所谓“不必清晨早起、出门上班”的“做自己老板”的“自由”，也意味着“因为在家所以必须做家务”“如果今天不做、明天家务量就会翻倍”的心理压力。孩子更是挫败感的主要来源——一声呼喊，母亲就必须中断家务劳动，先去照料他们的需求；稍一调皮，就能让半天的劳动成果付诸东流。而丈夫则往往“根本没有注意到屋内是否整洁，理所当然地认为它一直是这样的”，很多人甚至会问妻子“在家一整天到底做了什么”。实际上，1968年英国工业工人平均周工作时长40小时，而受访家庭主妇周平均工作时间为77小时，是前者的近2倍。一个砌墙工的妻子就在访谈中表示，“我丈夫总是回家说，今天和某某交谈，又或者我今天和某某一起大笑”“我从来不这样，我从来没有时间坐下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