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问题，疑问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质疑澳门特区政府可不可以把中医药产业做大做强，能否做到平衡博彩业一业独大；另一方面是深合区的生产、分配边界的不确定问题。先讲第一方面，社会对此有疑问可以理解，过去21年，特区政府在施政报告中提出过不少产业发展导向计划，例如：会展业、文化创意产业、先进制造业、教育产业、中医药业等，但发展至今，仍没有一个新兴产业的产值比重可以被纳入本地生产总值计算之中。以中医药为例，施政报告年年提，但年复一年，几乎没有实质发展，产值比重上不去，所以难免让社会质疑政府的政策执行力。但此一时，彼一时，中医药产业已移至深合区发展，且定调为高质量发展，并由粤澳共同管理。在粤澳共同管理下，中医药产业政策将会脱胎换骨，不但政策升至国家层面，而且政策供给力度更大，可信度更高。
我相信，通过两地优势互补，在粤澳齐心合力打造下，结合政策有效供给，中医药产业能够取得高质量发展、做大做强祇是时间问题。再讲第二方面，深合区的生产、分配边界的不确定问题的确会影响到澳门实现经济多元化发展。众所周知，澳门产业结构问题主要是博彩业一业独大(产值比重过大和高度依赖博彩税)造成，澳门发展经济多元化的目的就是解决博彩业产值比重过大和博彩税占比过重问题。如果深合区的生产、分配边界不确定，那么澳门特区将不能从深合区获得产值分配和税收分配，澳门经济多元化也将无法实现。反之，澳门特区能从深合化获得生产分配和税收分配，假设中医药产业在深合区产值为100亿人民币、税收10亿人民币，如果澳门能够分配50亿人民币产值和5亿的税收，那么在深合区发展中医药产业可以实现澳门经济多元化。可见，疑问不在于中医药能否实现澳门经济多元化发展，而在于深合区的产权制度安排。
第三个问题，我估计有此疑问是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第五项“发展目标”的阐述“到2029年澳门回归祖国30周年时，合作区与澳门经济高度协同，……，特色产业发展形成规模，……”有关。这个疑问与第一个问题相似，不同之处在于第一个问题质疑能不能做，第三个问题在于能不能够实现目标，都是因为对政府信心不足引致的疑问。事实上，受不确定因素影响，对未来预期作出判断是十分困难的，正如没有人会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重挫全球经济一样。因此，澳门能不能在回归30年时做出成绩，很难作出预判，因为没有人知道再过两年会不会再有新疫情出现而导致产业供应链中断。假设其他因素不变的话，我相信在深合区的中医药产业能够实现形成规模的发展目标。理由：深合区具有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两者合力能够产生发展加速度。比较优势主要来自中医药的信息积累与对称(认知)，这使我们在中医药创新发展上少走弯路和降低试错成本。后发优势主要来自制度的创新安排，深合区目前还是一张白纸，它有足够空间给我们做一个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科技赋能的制度设计，情况有如当年深圳创设经济特区制度一样，深圳用了20年已由村落变成大都市，深合区用10年时间打造一个具发展规模中医药产业更是理所当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