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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中国正处于破除二元结构的窗口期，紧迫性与机遇并存，通过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三农”发展也可以对中国经济增长作出自身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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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北京3月2日电／基于“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中国2025年要成为高收入国家，2035年要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这是一个定性和定量结合的要求，其中定量就是要求中国GDP总量在15年里翻一番，人均GDP大约也要翻一番。同时，根据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的要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水平也要翻一番。按照此逻辑，一方面，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是共同富裕的一项重要要求，另一方面，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也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必要途径和手段。
北京日报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蔡昉文章表示，目前，中国正处于破除二元结构的窗口期，紧迫性与机遇并存，通过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三农”发展也可以对中国经济增长作出自身贡献。
中国二元结构的具体表现
文章介绍，首先，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偏大。虽然在过去十余年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是从基尼系数仍然显着大于0.4，且至少一半的贡献来自城乡收入差距这个情况可判断，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仍过大。这也说明，在任何国家，初次分配本身不能完全解决收入差距问题，需要通过再分配才能大幅降低基尼系数，同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其次，基本公共服务尚不均等。从某种程度上看，中国城乡居民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不平等程度甚至比收入差距还大。例如，城乡二元结构反映在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方面差距比较大。中国目前大概有10亿人已经被社会养老保险覆盖，大概有2.9亿人实际领取社会养老保险。但在这些人中有56.6%，也就是说1.61亿人领取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领取养老金数额仅占全部发放金额的5.9%。鉴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中农村居民占比较大，这个数字反映的较大差距，也就是城乡养老保险的差距。
最后，不彻底的城镇化降低社会流动性。现行户籍制度造成城镇化的不彻底性和不完全性，进而降低了社会流动性。社会流动不充分表现在很多方面，非正规就业是其中一个重要体现。中国未落户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大多数属于非正规类型。目前城镇就业中个体就业和派遣工是典型的非正规就业，至少占全部就业的30%。非正规就业意味着就业不稳定、工资报酬偏低、社会保险覆盖不充分，以及职业提升空间小。就业非正规化严重降低了社会流动性，尤其是减少了向上流动的机会。此外，户籍身份的固化还降低农民工外出、出县、出省和进城的比例，并造成留守的老人、女性、儿童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进一步降低了社会流动性。
中国经济未来15年挑战
文章分析，这些问题如何影响中国未来15年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这需要从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来看。首先，中国的人口在加速老龄化，因此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应对即将来临的第二次人口冲击。老龄化也是全世界的一个共同特点。但中国的特殊性在于未富先老，我们还没有成为高收入国家，但老龄化程度已经非常接近高收入国家，远远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老龄化的过程中通常会有两个重要的人口转折点，两个转折点都会给经济带来冲击，但它们的冲击性质不一样。在过去十余年的时间里，我们已经度过了第一个人口转折点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即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达到顶峰后，开始以每年几百万的速度负增长。由此产生的劳动力短缺、人力资本改善放慢、资本回报率下降、生产率提高速度放慢等，为中国经济带来了供给侧的冲击。
2025年之前，中国将达到总人口的峰值，随后进入人口负增长，即第二个重要的人口转折点。这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将造成新的需求侧冲击，如何实现潜在增长率将成为新的挑战。具体表现为三种效应不利于居民消费：第一是人口总量效应。人口数量停滞，消费需求也就停滞，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负增长，消费也会负增长。第二是年龄结构效应。由于中国老龄化严重，且老年人的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和覆盖率不高，所以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不足，使得中国的消费需求难以扩大。第三是收入分配效应。由于富人倾向于储蓄，而穷人又满足不了消费意愿，因此，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消费的不足、过度的储蓄，从需求侧抑制中国经济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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