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建设的持续性
科举制度自创建以来，不断在改进、完善之中。可以说，科举制度的建设在1300年间从未间断，即使在废除科举前的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为改革考试科目，还特开经济特科，以破格求才。科举制度的核心内容是公平公正，但几乎与科举制度同时诞生，违背公平竞争的各种舞弊取巧行为就出现了。因此，防止舞弊从一开始就是科举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仅以此为例，看看历朝在这一点上持续不断的努力。唐代实行科举之初，还保留有公荐制度，因此造成考场请托盛行。长庆元年（821年），礼部侍郎钱徽掌贡举，接受请托，引起不满，穆宗下令“覆试”，结果已录取的14个官员子弟有11人被黜落，由此开创了榜后覆试制度。会昌三年（843年），礼部尚书王起权知贡举，提出“凡有亲戚在朝者，不得应举”，以限制公卿子弟入仕。宋代为保证公平取士，废除了“公荐”及“公卷”制度，“一切以程文为去留”（陆游：《老学庵笔记》卷5）。同时严格了考场纪律，严格了贡院管理，考生入场前要进行搜检，以防夹带文字资料入场。后又做了技术性改进，如淳化三年（992年）开始实行“糊名考校”，即将试卷封印糊名。真宗时，始行誊录制度，即将考生试卷誊录后再送考官评阅。此外，早在雍熙二年（985年）即设立了亲属回避的“别头试”制度，即考官与应举之人有姻亲者，令设考场别试。金朝在考生入场搜检环节非常严格，以至有人指责“解发袒衣，索及耳鼻”，非“待士之礼”。故金世宗大定年间行“沐衣更衣之法”，令考生入场前先沐浴，“官置衣为之更之，既可防滥，且不亏礼”（《金史·选举一》）。明代防弊制度更为严密，除专设监试御史，以及弥封、誊录、对读、监门、搜检等专管官员外，还令考生入场后每人单独一号舍，由号军看守，发现有挟带舞弊者，“于场前枷号一月，满日问罪革为民”（万历《明会典》卷77《礼部·科举》）。清代对考生入场时的穿戴及携带文具等有严格规定，甚至所带糕饼饽饽都要切开查看。此外，为保证公平取士，清代创设了许多新的规定，如审音制度、搜落卷制度、覆试制度、回避制度等。审音制度是在童生试中，为防止考生冒籍跨考而采取的一项措施，即考生入场前先核对口音，确认为本州县人，方准入场。可见在科举制度的建设中，历代对公平取士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
制度建设的规范性
科举制度的发展，也是其本身不断规范化的过程。唐玄宗时，科举主管部门由吏部改为礼部，标志着科举考试机构完全从官员铨选机构中脱离出来，取得相对的独立性，这是科举制度向规范化发展迈进的重要一步。历经宋元，自明代始，科举制度的发展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即各级考试的规范化，这也是科举制度成熟的标志。如明代规定，子、卯、午、酉年乡试，丑、辰、未、戌年会试；乡试在八月，会试在二月；乡会试各考三场，分别于初九日、十二日、十五日进行；考前一日入场，后一日出场；乡会试三场试题范围形式相同，且有明确规定，届时主持者照章办事即可。清沿明制，只是会试时间改为三月，三场试题略有变化。而清代在规范性的管理上更进一步。如乡试主考官一律由京官派出，且必须是进士出身。为保证主考官的文化素质，雍正朝开始推行“考差”制度，即对有资格任主考的官员进行考试选拔，称“考试试差”，简称“考差”。凡任乡试正副主考者，均按省份之远近颁发路费，且规定起程的时间。各省乡试试卷一律官办，均以官尺长一尺、宽四寸为标准，每本卷价定为一钱二分，全国划一。乡试揭晓，大省于九月十五日内，中省于九月十日内，小省于九月五日内。榜后鹿鸣宴，均在各省布政司设宴。乡试结束后，各省主考例应将考试情况上奏折汇报，称“试竣折”。清代对“试竣折”中应汇报的内容也有明确规定。如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为督促各省主考认真搜落卷，特补充规定，“各房落卷，令主考照例尽数搜阅，有无取中，于奏报试竣折内声明”（《清高宗实录》卷815，乾隆三十三年七月辛亥）。各省举子进京会试，均按路程远近发给盘费，时称“公车银两”。乡会试放榜后十日，均发还落卷，令落第者领回阅看，以示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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