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建设的适应性
科举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遇到过各种情况，如朝代更迭的动荡，王朝的对峙（宋与辽、金），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元、清）等，但它始终表现出惊人的适应性，科举制度不但没有停下发展的脚步，反而形成诸多适应性的特点。如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他们在科举制度的建设上体现了浓厚的民族特色。元代取士，把蒙古人、色目人分作一类，汉人、南人分作一类，所考科目、难易程度均有区别。录取亦分两榜，元代尚右，故蒙古人、色目人为一榜，揭于中书省门之右，称“右榜”；汉人、南人为一榜，揭于中书省门之左，称“左榜”。金代为适应女真人应试，特设女真进士科。清初，为突出八旗的特殊地位，曾推行“满榜”与“汉榜”，后不分满汉，但规定各自的取中名额。雍正元年（1723年）设立翻译科，只准八旗士子参加，凡乡试中式者称“翻译举人”，会试中式者称“翻译进士”。这些举措大大迎合了少数民族士子的需求，也将科举制度笼络读书人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清政府在治理西南土司地区的过程中，也推行了科举制。为了使科举适应这里的特殊情况，清政府采取了优惠政策，不仅在州县遍设官学，大力兴办书院和义学，还在地方官学专门设置少数民族子弟和土司子弟的入学名额，并严禁他省士子到这里来冒籍跨考。同时，增加乡试及进士名额。这些措施体现出科举适应时代的发展，适应特殊情况的需要，但又不违背公平公正的原则。因此，科举在西南土司地区呈现出一派兴旺的景象，自雍正以来，不断有土司呈请参加科举考试，便是有力的证明。
（作者：李世愉、贺晓燕，分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助理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WTC019〕阶段性成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