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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的民粹主义政治是结构失衡的结果 |
中评社╱题：乌合之众、信息茧房与台湾反智社会的民粹表达 作者：陈星（北京），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京台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要】台湾政治晚近20年来快速发展的民粹主义是社会反智倾向的政治表达，信息茧房的建构与增强则为民粹主义提供了思想组织基础。从根本上说，台湾的民粹主义根源于群体轻信及疏于思考等心理结构特征，有心者利用这种心理特征建构起了信息茧房，形成全社会范围内的观念对立，幷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对立性的政党结构和割裂性的政治生态。民粹主义的发展改变了传统政党政治的运作模式，“我族”与“他族”的边界取代政绩、官箴等成为影响乌合之众政治支持倾向的关键因素。同时，民粹主义与社会的反智倾向相互勾连，互相推动，成为台湾社会和政治生态未来发展的较大变数。
近年来台湾的政治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民粹化倾向非常明显。台湾社会的民粹化倾向是一系列群体心理结构和社会心理结构变化的外在表征，信息茧房的加强以及台湾社会与日俱增的反智倾向才是推动台湾政治民粹化的关键因素。自台湾“民主化”以降的几十年间，岛内各政治势力争夺的一个重要制高点就是控制社会群体心理塑造的主导权，这是台湾各政治势力在精神世界的斗争与角逐，与现实权力斗争相伴相生，是政治生态变迁的重要内容。台湾社会的政治结构经历了由一元化（国民党威权统治）到多元化（政党竞争）再到一元化（民进党威权化）的变迁过程，群体政治心态也经历了若合符节的变化，从拥抱信息开放到蜷缩于信息茧房，直至形成目前比较封闭的群体政治心理结构，而这种结构恰恰就是台湾政治民粹化的社会心理基础。
一、乌合之众：理性稀缺的群体心理结构
台湾的选举制度以及政治学理论研究大都建立在选民理性的预设之上，台湾社会对于其政治制度的信心与自负也往往来自于这一预设。沿着这一预设出发，一个很想当然的逻辑判断就是民众理性或者是选民可以选出理性的公权力机关，从而促进整体社会理性的增加。①在台湾社会，“民意”是一个被神化与泛化的概念，无论是哪个阵营的政治人物，没有人敢说自己不代表民意。从政治学角度说，民意成为合法性的来源，更可以为政治人物政治行为的合理性背书。也正是因为如此，“民意”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政治价值或者叫政治信仰，在台湾政治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民意”是台湾政治天然的“神主牌”。
但是民意到底为何却很难给予明确的界定。一般认为民意是群体中所有个体意识的集合。不过因为个体意识的复杂性以及在相当大程度上的不可测量性，而且群体意识也幷不等同于个体意识的简单加总，因此这种意义上的民意概念其实没有多少分析功能。从实践的维度来看，民意只能是针对特定问题、在特定时间断面上的意见表达。台湾社会大概最能体现出“民意”作用的场合就是选举。每到选举，候选人就会用尽浑身解数争取民众支持，或以情感，或以利益，或以颜值，或以善辩，反正只要是能够取悦民众的方法，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意是某一特定时间点上群体心理与群体情绪的集中表达，政治结果的样貌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群体心理的理性程度。
不过令人沮丧的是，群体心理的理性可遇而不可求。本文中的“乌合之众”是借用古斯塔夫·勒庞的概念，没有贬义，只是试图以这个概念对群体心理和群体行为特征进行客观描述。②从台湾的现状来看，“理性”要求的逻辑分析能力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缺失的。一般来说他们相信的东西主要是两类，一是与他们情感一致的，这种情感可以来自于亲族、邻居或者合作伙伴，其核心在于通过互动与交往形成情感联结；二是别人相信的东西。对于大部分民众来说，自己无法判断时更倾向于相信周围人的观点，尤其是权威的观点。这种情形一般被描述为“从众效应”，或者是“羊群效应”，从心理上说是个人通过从众行为寻求安全感，虽然从客观上说这样做未必安全。“羊群效应”是人类社会中的普遍现象，因而所谓的“群体理性”只能在领导者理性的情境下实现，或者说群体理性不过是领袖理性的外化而已。
勒庞认为“群众很容易轻信，对事物过于敏感，常常缺乏远见以及对理性的影响不能做出反应。断言、传染、重复和威信几乎就是说服他们的唯一手段，事实和经验对他们不起什么作用。群众可能相信任何事情，在他们的眼里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③对于一般的群体来说，“事实的真相”其实幷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相信的真相”是什么。笔者曾与台湾基层民众谈论过有关“二二八”的问题，发现“历史的真实”对这些基层民众来说无关紧要，他们也无意（或者是没有能力）去思考历史的真实到底为何，他们只管相信一种说法，无论说法是谁提出来的，只要这种说法耸动、直观、煽情，能够满足猎奇的心理需求即可。这大概就是绿营以仇恨与对立包装起来的“二二八”论述能够在台湾社会广为接受的原因。对大部分民众而言，当前的时间断面就是历史和生活的全部，他们对历史的理解主要取自当前论述，行为选择也大多源于群体影响。这种轻信很难改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一般性社会群体的本质特征。
虽然群体由个体组成，但群体心理与情绪与个体显然有相当大的不同。个体在面对问题时一般会联想到自己的处境，首先想到的是避免麻烦和免除自身可能受到的伤害，无关自己的问题尽量避免负责任，因而在表达观点与情绪时往往会比较温和。但是群体情绪与观念往往就会比较激烈。细究这种差异，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个人可以通过群体观念加强自己的观念，群体观念和情绪可以为个体的行为提供支撑，使原先不愿表达的观点现在可能倾向于表达。其二，在群体行为中，个人的责任是模糊的，甚至在许多时候群体的责任也是模糊的，所谓“法不责众”即是此种情境的写照。因此可以看到个人在群体中的行为会变得比较激烈，核心问题还是在于责任缺失。观察台湾政治者大都比较熟悉这样的场景，即有些事情明显有悖于逻辑，但还是有大量的民意支持，在多数情况下都是这种群体心理的典型表征。在群体心理的语境中，个体对特定事件的态度幷不一定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很有可能是“事不关己，放言无忌”，反正是“死道友不死贫道”，既然不用负责，表态时自然不会有多少顾忌。由此也可以推断，个体理性不一定导向群体理性，除非个体掌握了群体的领导权，成为话语的引领者，否则极有可能被群体观点压迫，被迫改变自己的观点。
群体话语不追求概念的准确，但需要概念简单、上口和利于大范围传达群体情绪。台湾社会的群体话语中经常出现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有时这些话语甚至成为群体的信条，但其具体内涵则是模糊的，至少与概念原初的意涵相去甚远。以台湾社会耳熟能详的“尊严”概念为例。台湾无论是学界、政界还是民间社会，“尊严”是经常挂在嘴边的语汇，尤其是面对两岸关系时，所谓的“尊严”更是口头禅。从学术脉络上说，尊严大约在19世纪末被导入心理学文献，实际上指“我们能与自己的不足之处达成和解”，尊严在开始的研究中指涉期望与能力匹配的动态过程。④尽管后来遭到批判幷导致概念意涵有所修正，不过“抱负”与“能力”的匹配一直是尊严概念的核心内容。反观台湾社会，“尊严”内涵虚无飘渺，外延游移不定，在很多时候不过是在处理两岸关系时不情愿、不甘心和自我感觉良好等复杂情绪的杂糅与折射而已，否则不可能出现面对美国卑躬屈膝，面对大陆却大谈“尊严”的吊诡现象。以常识而言，一面委身于美国寻求庇护，回头却对大陆疾言厉色谈“尊严”，实在是匪夷所思。
大部分情况下群体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也不会接受批评，即使是在已经明确犯了错误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里的错误不是指逻辑上的应然错误，而是已经被证实或者已经造成实际损害的实然错误。一般群体犯了错误之后的反应不是认错，而是不说或者少说这个问题，或者转移焦点，用新的问题掩盖旧的问题，反正过不了多长时间，相关的错误就会被淹没在时间的长河中，少有人记起。一旦群体的错误被揭露，反而可能会使他们恼羞成怒。当人们发现自己错了，反而更不愿意寻求新信息。因果性解释对打破错觉而言确实有效，但人们不喜欢幻灭的感觉。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表示不想再继续讨论这个问题（而事实上，他们通常再也不想和揭露问题者说话了）。⑤从这个意义上说，以逻辑与道理说服群体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政治人物往往只讲选民喜欢听的话，对于其缺点与问题则听之任之，甚至引导放大这些缺点与错误，以达到获取这些选民支持的目的。同样道理，在面对可能的危机时，政治人物往往采取事后补救的方式处理，少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者。这样既可显示其勤勉，同时又可以避免因为说真话遭遇民众反感。
从台湾的社会实践来看，对于政治人物或者政党而言民众（民意）仅具有选举的工具性价值，民众对政策的影响力其实相当有限。西方政治学者李普塞特早就注意到了在政治过程中多数时候民众只能是“看客”的现实，认为“处于私人状态的公民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个坐在后排的观众，本应对舞台上那些让人难以理解的事物保持专注，却没有办法让自己不打瞌睡”。⑥一方面，在政治人物的施政过程和政治决策过程中，不可能容忍民众过多的指手画脚，除非可能引发大范围反弹，否则政治决策基本上不会考虑民意的感受。事实上，在实际施政中，类似民进党在“废核”政策与开放“莱猪”政策的做法，权力当局往往是先提出理念或者政策，然后再制造“民意”支持。不过，政治人物和政党不可能让民众长时间沉睡，因为选举投票需要他们，政治人物主导和策划的政治动员与社会运动也需要他们，如何充分利用群体心理特征把乌合之众组织起来，建构长期稳固的政治支持基础，一直是政党和政治人物念兹在兹的关键问题，这大概也是政治斗争与权力争夺的核心问题。
二、信息茧房：群体心理的组织化形式
台湾社会经常提到的“同温层”概念，有时是对同一类人进行归类，更多的时候则指具有相同观点或者行为取向的人比较容易聚集，进而形成“抱团取暖”的局面，颇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意味。这个概念和“信息茧房”在内涵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信息茧房”是由美国学者桑斯坦提出的一个概念，比喻信息传播中受众只关注自己选择的内容和使自己能得到安慰和愉悦的传播世界，如同“作茧自缚的蚕”。具有相似想法的人，每天都把自己归入他们自己设计的“回音室”（Echo Chambers），制造偏激的错误、过度的自信和没道理的极端主义。⑦比较而言，“同温层”概念比较泛化，“信息茧房”概念则比较明确指涉社会群体经过自觉信息过滤后蜷缩于信息封闭空间内不断强化群体自我认同的过程，能够更加确当地描述台湾社会诸多群体心理现象的真实样貌。
普通民众的观念差异性非常大，如果没有特定的聚合机制，很难向某一个方向集中，形成比较一致的认知，而不能形成一致认知的离散观念一般不会具有冲击性力量。群体观念聚合的关键在于组织。这里“组织”涉及有形组织与无形组织两种形态，其中前者是物质的，诸如社会群体的动员结构以及维持动员结构的物质支持结构等；后者则是精神的，主要指涉观念上的统一以及不断加强群体观念系统的排他性。从组织运行的角度来看，精神层面的支持关系重大，如果立场不坚定，或者思想不统一，一个组织或者机构很难长期运转下去。相反，思想坚定的团体可以产生比较强的依附感与献身精神，从而使团体获得较强的战斗力。因此群体的组织工作与意识形态（思想）建构工作虽然都很重要，但相比较而言，后者可能更为重要，因为它要解决的是“为谁而战、为何而战”的问题，是增强群体内部凝聚力的关键。
一般性群体天然具有的一些特征，诸如轻信，疏于逻辑思考等，为信息茧房的建构提供了可能性。信息茧房与群体行动相伴而生，是行动组织者利用群体天然特征在长期的群体行动中不断建构的结果。一方面，任何一种类型的群众——不管是同质的还是异质的，不管议会、民族还是俱乐部等等，只要还没有出现一个领袖来领导他们，他们就无法实现团结，采取共同行动。⑧另一方面，只要有群体行动，必然会产生领导者，而领导者则会引导和建构信息茧房，以加强群体的行动能力。能够组织起来展开行动的群体本来在观念上就有某种一致性，不相容观念的个体很难组织起来一致行动。一旦群体开始有组织的行动，领导者相比一般群体成员地位上的优势就会逐步显现出来。领导者利用这种优势加强对群体观念渗透，在逐步推动这些观念系统化的同时引导群体观念系统向设定的方向发展。揆诸台湾的社会运动，正是沿着这样的基本路径演进到今天。党外势力及民进党抱着政治目的介入社会运动，逐步取得了社会运动的主导权，进而将“反国民党”的观念渗透进去，使社会运动成为民进党夺权的工具。正如当初接受观念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一样，一旦一种观念占据了头脑，民众往往会懒得再去思考（更多时候是不知如何思考）它是否正确的问题，这种观念就逐步成为群体的主流观念，取得了排他性的地位。信息茧房于焉形成，其主流观念也成为信息茧房度量其他观念的标尺。
易言之，信息茧房天然具备对观念进行审查和对异己观念进行排拒的冲动。台湾社会长期存在的所谓“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吊诡现象，不过是信息茧房的一个侧面写照。在信息茧房里，相信什么与不相信什么，群体往往会自动选择，他们会自动过滤掉自己不想听的内容，却放大自己想听的内容。媒体也往往会投其所好，偏重于某一类信息的报道来吸引特定的受众群体。我们看到台湾不同色彩媒体固定受众的分布形态，大致就可以知道台湾社会信息茧房的基本样貌。信息茧房在政治领域的表现就是不同的政党拥有不同的“铁票”支持群体，即无论政党如何，这群选民都不改政党支持的初衷，其实质就是绝对相信自己所拥护政党所说的话，对其他政党的论述则一律采取排斥态度。这种支持结构，基本上就是一个大号的信息茧房，是台湾政治生态中的稳定结构。
信息茧房事实上不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即使不能禁绝其存在，也不允许表达。台湾社会的政治实践中可以看出，在信息茧房中，基本不存在辩论的空间，或者说通过辩论搞清楚事情的逻辑根本就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除非别有用心的领导者，信息茧房中的民众本来就没有多少逻辑思维能力，否则他们也不会安于信息茧房而不自知。在信息茧房长期信息过滤和观念排拒的压制与熏染下，群体成员的逻辑思维能力更是不断退化，甚至消失。因此我们看到台湾社会许多政治动员与政策宣传往往效果非常差，就是因为在很多时候相关的宣传信息只能止步于信息茧房之外。此外，通过辩论认知真理对于群体而言本来就是一个梦想。大量的研究已经表明，群体中的辩论，除非设定是非边界非常清晰的议题，或者主导辩论的领导者具有比较正确的观点，辩论只会加强个人的偏见，而不是使真理更加明确。从这个角度来说，辩论起的作用只是加强观点，而不是改变观点。因此对于信息茧房中的个人而言，如果观点与主流观点不一致，最明智的做法是要么闭嘴，要么离开。传播学理论中用“沉默的螺旋”表述这种现象，但在信息茧房中这是一个“沉没的螺旋”，时间长了，不同意见都会消失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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