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文化是饮茶爱茶的文化。西南茶马古道上各民族共同拥有源远流长的饮茶传统，早在西汉时期，蜀地文人王褒的文章《僮约》就提到了“烹茶尽具”“武阳买茶”，这是世界上关于茶叶的最早记载；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寺遗址出土的茶叶残体，将藏地饮茶历史前推到了东汉末年；唐人《蛮书》中也记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蒙舍蛮是今天彝族、布朗族等民族的先民，他们用椒、姜、桂等香料与茶一起煮饮，这与汉、藏民族早期的饮茶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茶”这个名词首先是在汉语或彝语中产生的，之后在汉藏语系诸语种间传递，今天藏语中“茶”的发音仍与古汉语中茶的异体字“槚”极为相似。民族学调查研究也表明，藏彝走廊上的德昂、布朗、哈尼等民族都有种茶和饮茶的习惯。各族人民不仅惯于饮茶，也十分爱茶：汉族中涌现了“茶圣”陆羽、“茶仙”卢仝等爱茶甚至达到痴迷程度的文化名人；藏族同胞对茶的喜爱也到了“不可一日无茶以生”（《续文献通考》）的地步；布朗族古籍《奔闷》记载了首领叭言冷率领族众开垦茶园的事迹，将提倡种茶视为先民的丰功伟绩；德昂族最重要的史诗《达古达楞格莱标》表现出的茶神崇拜信仰和以茶为万物之源的思想观念，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独树一帜的。饮茶爱茶是西南茶马古道的文化根基，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说的那样：“茶在中国与葡萄在地中海沿岸起的作用相同，凝聚着高度发达的文明。”（《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茶马文化是开拓进取的文化。受制于相对落后的交通技术条件，一般来说古代世界的道路或是局限于山谷、平原等容易行走的地区，或是借助河流、海洋的水上运输力量，而像西南茶马古道这样跨越无数崇山峻岭的贸易大通道则极为罕见。历朝历代，来自西南各民族的官兵、民夫、商旅，架桥修路，肩扛手提，历尽千辛万苦维持道路通畅；藏、门巴、珞巴等高原民族同胞更是不畏艰险，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将茶马古道延伸到了南亚地区。“马蹄踏下岁月印，马铃声声话沧桑”，“千驮货物运不尽，起早贪黑赶路忙，一天翻过九座山，上坡下坎走险滩，风霜当作棉被盖，扯把叶子做地毯，羊毛毡子掸露水，仰望夜空想家乡”，这些流传在滇西地区的《赶马调》，经过现代人的整理改编，唱出了古道的缥缈苍凉。正是受到这种开拓进取的文化滋养，西南茶马古道才得以傲立于“世界屋脊”之上，成为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
茶马文化是包容互鉴的文化。西南茶马古道上各民族经过长期交流交往，形成了相互瞭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的文化氛围。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清代陕西的汉族商人到川西打箭炉（今康定）一带从事茶马贸易，为与藏族同胞沟通，他们编写了《藏语会话》对译韵书。西南茶马古道上被称为“藏客”的纳西族商人群体也同样能够熟练掌握汉、藏、白等多种民族语言，他们在藏区经商时往往入乡随俗，主动穿上藏族服饰来拉近与藏族同胞之间的距离。除商贸文化外，西南茶马古道上的宗教文化也显示出极强的包容性。比如同为藏彝走廊上的原始宗教文化，羌族的“释比”文化与彝族的“毕摩”文化在社会职能、宗教法器、宗教仪式等方面都极为相似，作为羌族神职人员的“释比”还因为受汉族道教影响而被称为“端公”。此外，历史上汉族、蒙古族、普米族等民族都曾受到过藏传佛教的深刻影响；而纳西族普遍信奉的东巴教，则是藏族苯教与当地原始信仰融合的结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