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0月26日电／新结构经济学把结构的内生性和异质性引进现有主流理论中，其作用有如把没有结构的一维理论或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唯一结构的二维理论扩展为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有内生异质结构的三维模型，对新古典经济学将产生革命性的影响。新结构经济学将结构的概念引入新古典经济学中有关经济运行的所有子领域，都能产生新的见解。这里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货币是否中性
主流理论认为货币对经济增长没有作用，货币宽紧只影响物价水平，这样的结论只在技术不创新、产业不升级或技术创新是外生给定的经济中才成立，如果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内生化，则货币就不是中性。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利率的高低会影响企业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投资的积极性。降低利率，有利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因此，货币政策并非是中性的，较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低利率补贴创新者，将导致收入向企业家倾斜，会带来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并且，如果货币政策过度宽松，超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可能速度则会导致通货膨胀，所以，要有一个最适度的货币增长速度。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可能速度不同，所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最优货币增长速度不同。
货币政策与流动性陷阱
发达国家的产业在世界前沿，当经济下行时，需求减少就会出现产能过剩，这时利率政策通常是无效的。因为即使利率很低甚至为负，发达国家产能过剩时仍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即使有少数新产业(如3D打印、电动汽车)，也不能拉动整个经济改变产能过剩情形。所以，货币政策对刺激投资基本无效，会导致流动性陷阱。但是，发展中国家则不一样。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产业可以从现有的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级，即使在衰退和萧条期现有产业出现产能过剩时，降低利率仍可降低升级成本，刺激企业向短缺的中高端产业投资，从而避免流动性陷阱。因此，在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工具比发达国家的运用空间更大。
超越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
很多人反对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政策，担心出现“李嘉图等价”（理性人预期到未来政府通过增税消弭财政赤字，因此为平衡消费，减少现期需求）。但如果引进结构的概念，会发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运用财政政策的机会和成效也并不完全一样。经济增长、产业升级需要完善基础设施。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较完备，改善老旧的基础设施可能就是挖个洞补个洞，效率增加不多，运用财政政策确实很有可能出现“李嘉图等价”。但发展中国家普遍是基础设施不足，如果政府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去投资基础设施，不仅可以增加当下的就业和需求，也能通过消除增长瓶颈，提高经济增长率，增加政府未来的税收，以未来税收的增加来弥补投资基础设施的财政赤字而克服“李嘉图等价”。我从2009年2月开始提出超越凯恩斯主义的观点，结合了周期政策和增长理论，提倡以基础设施的投资作为反周期的积极财政政策。现在这个观点已逐渐成为国际主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明确提出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人力资本投资
不同发展阶段的技术创新速度和风险特性不同，人力资本的需求也会发生变化，人力资本投资应与发展阶段的产业特性和风险特性相匹配。有很多研究证明，人力资本的提高会提高一般人处理不确定性的能力。在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有赖于自己研发新技术和新产业，需要高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在发达国家金融资本丰裕，不成为增长的瓶颈限制，因此，发达国家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决定该国发展的最根本甚至是唯一的因素。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资本所限，无法像发达国家那样发展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大幅提高人力资本的结果很可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没有合适的就业机会，在国内找不到合适就业机会就会到国外就业，造成人才外流；留在国内的人找不到好工作，则会产生很多社会、政治问题。另一方面，孩童阶段的学习机会成本低、收获期长，同时人力资本投资周期长，若等到产业需要升级时再来投资教育可能会来不及。因此，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人力资本投资应先于产业升级。
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
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一个农业社会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会有人口红利。所以，按此模型，当农村剩余劳动力都转移到制造业部门后，就不再有人口红利。但从本质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制造业转移的红利来自于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农业转向劳动生产率高的制造业。现实中制造业并不是一个部门，而是一个无限细分的谱带，从劳动密集型到各种不同程度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只要把劳动力从附加值比较低的制造业，按照要素积累、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变化转移到附加值比较高的制造业，就会有人口红利。除非没有产业升级的空间，只要有升级空间，就有人口红利存在。我们在分析问题时，不能简单运用现成的理论，而是应该直接面对问题，瞭解问题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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