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若更深一步可以发现，中国在中亚也存在战略劣势，其中较为突出的表现是，中国在中亚的民意基础还不是很稳固，双方的文化认同差异较大。原因很复杂。一方面，中国长期把重心放在政治高层和大企业管理高层上，未能潜入中亚基层深耕细作，也没有与中亚普通百姓打成一片。西方国家则不然。西方深知自己缺乏地理位置的便利，因而在中亚采取了迂回的战略。美国战略规划没有将中亚列为重点区域。美国没有在中亚投入很多硬实力。但美国充分利用其体制之便，以及对国际体系的主导权，加之对文化软实力的巧妙运用，所以在中亚的影响力稳步上升。美欧日不求一时之利，但求天下之最。它们将落脚点放在中亚市场经济和民间社会上。它们通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以及媒体等行为角色对中亚进行持久的渗透、分化和改造，以求最终实现中亚的整体转型。
在文化认同问题上，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由于中亚都是穆斯林国家，其中四国又是突厥国家，中亚人民的血液里流淌着伊斯兰文化和突厥文化的基因。他们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与中国截然不同。更何况，中亚国家的年轻人较父辈们似乎更加愿意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坦的部分知名高校直接使用美式教育体系以及使用英文授课。它们高校学分与北美高校相互承认。⑭中亚精英的信息来源除俄罗斯外大多为西方媒体和社交平台，如脸书、推特甚至ChatGPT。而中国只有借助于前苏联文化基因，才能和部分中亚精英和人民获得共同语言⑮。可是再过20年，当原苏联文化的残余已经消失殆尽后，可以预料中国与中亚在文化认同上的差距将会更大。故此对中国政策制定者来说，民心相通须为中亚战略之首要。
2、民心相通为战略目标实现的基础
“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在表达次序上将“民心相通”置于“五通”之末无可厚非。这并不是轻视民心相通，而是根据事物发展的先后顺序把民心相通放在最终要实现的目标上⑯。然而在具体运作中，对民心相通简单地被理解为对外宣传，故而把民心相通的工作归结于讲中国的故事，讲中国的好事，讲中国的好故事等，这就有点望文生义之嫌。其实民心相通包含着一种深刻的理念，即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蕴，借助于中国和中亚在地缘文化方面的亲近性，运用文化软实力的手段，与中亚共同创造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范式。这一新型现代生活方式既包含了建立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基础上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内涵，也融入了中华文化之精髓，也包容其他文明形态的文化基因，并得到中亚民众的共同认同。
中国文化传统常常强调赢得人心之必要，将争取人民的支持作为战略规划的首要目标。正如孙子所说：“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在实践层面上，古代有为之君也非常重视文化软实力，在实践中将文化软实力与其他手段相辅相成，交替使用。虽然古代丝绸之路的开通是历史合力的结果。它受到经济、商业以及武力冲突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但从汉朝到唐朝，中国的君王、官员和使臣在与周边地区往来中，总是要展示文明形象，以礼相待邻居。他们常常通过一种看似温和但实际上非常强有力的外交方式赢得邻国的尊重，从而给中国周边地区带来持久的和平。王昭君和文成公主为了传播中国文化而远嫁外邦，为周边睦邻友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到了现代，尽管中国已经具有大国的外形，但国家实力很弱。可是，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顾维钧，却能在国际列强面前保持坚定，为国家利益据理力争，并取得显着成果。顾维钧的底气来自于他的知书达理，来自于国际社会对他信誉的认可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