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汪辜会谈”打破了国民党当局的“三不”政策，推进两岸关系向交流与合作方向发展。一是蒋经国的“三不”政策被打破。1979年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大陆方面推行的“和平统一”大政方针在台湾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图谋彻底破产。蒋经国为主的台湾当局提出“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但“三不”政策严重违背两岸人民意愿，台湾社会各界人士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正视时势变化，调整大陆政策。⑨1986年，台湾航空公司飞行员将一架货运飞机劫持至广州白云机场，迫使蒋经国派出专人赴香港同大陆协商谈判，这是双方官员首次接触。1993年的“汪辜会谈”，是由海协会和海基会事先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开展的，是制度化的、正式的两岸接触，真正意义上打破了“三不”政策，因为台湾当局开始认识到海峡两岸总是要谈的，不接触不行了。
二是“汪辜会谈”促进两岸交流交往向前发展。“汪辜会谈”后，“台独”分裂势力活动导致两岸关系一度遇冷，但“汪辜会谈”的成果仍然保留了下来。1994年到1995年期间，大陆方面仍积极推动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等合作，以促进两岸关系发展。人员往来上，两岸民众组团交流频繁，互相参观考察，交流访问；经济交往上，合作领域范围扩大，初步形成互补互利的两岸产业合作格局；⑩文教交流上，文化、教育、历史、科技、音乐、影视美术及体育等领域的合作遍地开花。总体看，两岸的交流与合作因为“汪辜会谈”的成功而突破重重阻碍，向前发展。
（三）“汪辜会谈”开启两岸对话与协商的时代。一是“汪辜会谈”达成的四项协议有助于两会机制性交往。1993年4月27日至29日，“汪辜会谈”在新加坡海皇大厦里举行。早在1993年4月23日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提前飞至新加坡同台湾方面海基会代表邱进益进行会谈，磋商具体事宜，详细至会谈地点、时间、内容等细节。经过三天密集协商，4月29日，双方签署了《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四项协议，预备就两岸人员遣返、打击走私犯罪、海上渔事纠纷以及知识产权保护进行事务性协商；就台商投资、能源开发、青少年交流等问题进行民间性、经济性磋商；以协议的形式规定公证书和往来函件使用，为两岸交往扫除障碍，以实现互补互利。
二是两会协商取得阶段性进展。“汪辜会谈”标志着两岸的“谈判时代已经来临”。⑪“汪辜会谈”后，大陆方面曾试图全面落实各项协议，积极推动两岸经贸合作；但台湾方面仅就三项事务性问题与大陆重点合作，再加上李登辉“访美”引起中美关系动荡不安，及李登辉提出“两国论”等分裂言论，导致两会事务性商谈过程出现曲折反复。在陈水扁当政八年间，民进党当局阻挠两岸交往，局部认同“九二共识”，致使两岸商谈继续中断，陷入政治僵局。为此，大陆方面提出搁置争议，进行民间对民间、行业对行业、公司对公司的协商⑫，以“澳门模式”代替两会原有模式，以个案解决幷创造整体协商的机会。2008年5月马英九与国民党再度上台后，是年6月至2015年8月，两岸两会在“九二共识”基础上的协商谈判取得丰硕成果，先后举行11次领导人会谈，最终签署了包括两岸包机、食品安全、医药、服贸、气象地震、打击犯罪等涉及两岸同胞切身利益的23项协议，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两岸其他领域的交流合作提供动力，两岸协商的制度架构基本上被确定下来。
三、“汪辜会谈”的重要历史作用
“汪辜会谈”虽然是以民间性、事务性商谈为主，但对两岸关系的推动作用却是极其巨大的，不仅为解决两岸交往中产生的具体问题建立机制，而且促进两岸关系良性发展。曾任海协会常务副会长的唐树备在回答关于“汪辜会谈”进展与成果时说，“‘汪辜会谈’所制定的一个目标，就是两岸经济，要加强经济交流，互补互利，要促进两岸民间的交往”。⑬
（一）“汪辜会谈”为两岸政治关系的缓和奠定了基础。“汪辜会谈”双方代表均是在大陆政府和台湾行政部门各自授权下进行，签署协议的执行有赖双方公权力部门去落实，实际上代表着彼此公权力的授予和下放，因而具有半官方性质。所签署协议的执行和落实，不仅解决了两岸交往中一系列具体问题，而且标志着公权力部门之间互动与信任的累积，因此，协商看似只是事务性谈判，实际上散发着两岸政治关系缓和的信号。
（二）“汪辜会谈”妥善处理两岸之间具体事务，解决两岸往来中的现实问题。“汪辜会谈”具有事务性协商的特点。两岸开放探亲带来的一系列实际问题需要双方相关单位去接触、讨论、解决，这是“汪辜会谈”的由来之一，也是“汪辜会谈”的实际功能。1987年11月台湾方面宣布开放台湾同胞回大陆探亲。“除现役军人和公职人员外，凡在大陆有血亲、姻亲、三等亲以内的亲属者得登记，赴大陆探亲”。⑭要探亲，需要开具证明，双方“视情采证”。台湾方面成立海基会后，两岸来往证件就由海基会盖章承认。由探亲开始交往所衍生的各种问题也需要解决，这就是《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中所确定的年度协商议题，就人员遣返问题、打击海上走私、抢劫犯罪活动问题、协商渔事纠纷、两岸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两岸有关法院之间的联系与协助等议题进行事务性协商，以解决两岸事务性问题，保障两岸同胞利益，为两岸交往扫除障碍。
（三）“汪辜会谈”搭建两岸机制性对话、交流和协商管道，使两岸沟通机制更加稳定。“汪辜会谈”的功能性特点主要表现在两岸之间首次实现机制性对话、交流与协商。在“汪辜会谈”预备性磋商时期，海协会与海基会就会谈的时间、地点、与会人员等问题达成一致。在正式会谈期间，双方签署《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规定两会在今后会谈中有关事务协商、出入境往来等制度；签署《汪辜会谈共同协议》，解决双方关于协议命名上分歧，帮助建立制度化会谈机制，同时也为两岸的合作走向制度化奠定基础。特别是从2008年开始，到2015年期间，双方一共签署23项协议，所涉及领域囊括两岸往来的各个方面，建立两岸友好发展的基本制度框架。
（四）“汪辜会谈”有助于两岸经济合作密切化，成为两岸关系中最富有活力的交流合作领域。“汪辜会谈”提出加强两岸经济交流，下一步将协商的事务议题、台商投资权益保护、能源与资源开发与交流以及开展两岸新闻、文教、青年、科技等交流写进《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中，两岸经济关系成为未来两会商谈重中之重。因此，“汪辜会谈”不仅首次确立两岸制度化协商机制，而且规划了经济、科技和文化交流等磋商议题，尽管海基会对于两岸经贸交流等采取排斥与回避态度，但两岸经贸合作的市场力量毕竟远大于人为的阻挡。
四、“汪辜会谈”的历史启示巨大
（一）“九二共识”作为两岸两会交往共同政治基础的重要性。“汪辜会谈”是在“九二共识”共同政治基础上得以开展与实现的。因为只有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根本性质之后，才有可能实现两岸高层人士的首次会谈，事关公权力部门之间的商谈也才能开展。1995年李登辉“访美”，公开鼓吹“中华民国在台湾”，严重破坏两岸两会协商的政治氛围，两会协商被迫中断。1999年李登辉又公然提出“两国论”，再度破坏了好不容易初步恢复的两会联系与接触的氛围。2000年5月陈水扁与民进党上台后，大肆宣扬“一边一国”论调，严重违背“九二共识”，不仅导致两会协商无法进行，而且两岸关系也陷入紧张与僵持。直到2008年5月，台湾再度实现政党轮替，马英九与国民党当局坚持“九二共识”，海协会与海基会才重启事务性商谈，两岸关系开启“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时代。正是因为2016年5月上台执政的民进党不承认“九二共识”，两会协商再度被迫停顿至今。从1993年到2023年这30年两会交往与接触的历史昭示着，只有两会共同坚持了“九二共识”，双方商谈就顺利；反之，商谈就会因失去政治基础而被迫中断。认同“九二共识”是两岸两会开展对话协商的必要条件，也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政治基础。⑮
（二）对话与协商是解决两岸问题的重要而有效的途径。“汪辜会谈”的影响是深远且重大的。它以两个民间机构最高负责人会面作为起点，最终发展到两岸最高领导人的会晤。同时，两岸之间商讨议题也逐渐深入，都证明了积极的对话协商对两岸的交往有利无害。“汪辜会谈”的重要意义在于告诉人们，任何问题的解决，对话与协商方式才是最佳的途径。
随着1987年台湾对大陆政策的开放，两岸跨境犯罪开始出现幷且逐渐恶化，需要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在两岸正式签署协议前，两岸共同打击犯罪的方式从国际刑警组织作为信息传递渠道，进一步发展为签署“金门协议”，由两岸红十字会直接对接人员遣返问题。海协会与海基会成立以后，以半官方的身份协助司法机关处理两岸犯罪问题。《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中，“双方确定今年内就‘违反有关规定进入对方地区人员之遣返及相关问题’的议题进行事务性协商”，两岸关于打击犯罪问题的合作以《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的方式得到正式确定。2009年4月26日，海协会会长陈云林与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经过协商在南京签署《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划定合作范围、司法互助以及请求程序，保障海峡两岸人民权益。
（三）两岸协商需要体现“求同存异”精神，也需要不断“聚同化异”。“求同存异”方针被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上提出后，成为中国政府处理对外关系的一贯方针。同样也适用于海峡两岸之间，“九二共识”事实上就是体现了双方搁置争议、求同存异的智慧。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台湾当局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立场，反对台湾独立。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立场，合作的基础。”⑯一个中国的立场就是主权领土完整的一个中国原则。1992年海基会方面表示台湾方面“谋求国家统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与海协会共同搁置对一个中国政治内涵的不同看法，这就是求同存异的精神。两岸达成共识后开展商谈合作，建立制度化协商管道，确立两岸商谈政治基础，体现出对待两岸间政治问题的务实态度，实质上也是一个求同存异的过程。在“汪辜会谈”中，双方在某些问题上也存在严重分歧，会谈能够取得成果的关键就在于双方选择了搁置争议、求同存异的处理方式。⑰当海基会在协商过程中掺入政治问题、谋求“对等政治实体”时，海协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幷且提出合理意见，求同存异，妥善处理邮件问题以及大陆劫机犯遣返等问题。⑱
就两岸关系来说，两岸之间政治分歧在短时间之内无法化解，为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以“求同存异”作为两会会谈的精神，才有商谈可能。可见，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采取求同存异的方式才是最优选项。从2008年马英九上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开始，到2016年，两岸之间一直保持和平稳定的交流交往，2015年“习马会”就是两岸求同存异，以“九二共识”为政治基础，实现两岸领导人首次会晤，政治意义深远。
两岸两会30年的接触与协商、谈判的曲折历程表明，当“求同存异”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聚同化异”。如国、共两党对“九二共识”的理解，一直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在早期会谈时，为缓和两岸关系，大陆提出两岸应当“求同存异”，共同改善两岸关系。但当朱立伦任党主席时期，国民党的两岸立场转变为“求同尊异”。在两岸关系逐渐进入到新发展阶段时，再强调“求同存异”和“求同尊异”，只会导致两岸关系原地踏步。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国、共两党和两岸双方要着眼大局，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不仅要求同存异，更应该努力聚同化异，不断增进政治互信”。⑲“聚同化异”的提出，含蓄回应朱立伦在两岸关系中的主张与立场，同时强调两党需要共同努力，一起负责。“聚同化异”表明双方要积极主动改变现状，而不是停留在尊重差异、保留差异的阶段。两岸的和平统一是双方共同追求的目标，积极主动化解政治分歧和在关键政治立场上的差异，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放任问题存在，才能真正实现两岸和平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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