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立冲突的平等观念与各种不平等形式
平等在美国既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范畴或一个事先决定的概念，也不是一种超然的价值观，而是一个不断变动且承载了多元价值的复合体。英国历史学家杰克·波尔在1978年出版的《追寻美国历史中的平等》一书中认为，美国的平等观念最初源于一种道义直觉和情感，随后发展为一种社会抗议与政治抗议的语言，最终变成一个重要的思想和原则。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各类群体经常从不同的经验、认知、立场，提出大相径庭的，甚至相互对立、彼此冲突的平等诉求，以致平等在美国成为一个充满意识形态张力的概念。其带来的结果不仅是不同平等观念之间的竞争与交锋，以及平等享有者范围的争议与变化，还导致一部分美国人的平等常以另一部分美国人的不平等为代价，不平等的意识形态和形式长期存在于美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不平等的意识形态和形式既可以是公开的和显而易见的，也可以是隐匿的和讳莫如深的，甚至可以是以“平等”的面目出现。
在美国历史上，不同平等观念之间的较量主要围绕宗教、阶级、性别、种族等因素展开。尽管美国革命致力于推翻英国王室的统治，摧毁以等级和从属为特征的君主制和贵族制，建立由平等公民组成的现代共和国，但这种公民身份从一开始就被附加许多限制性条件，如白人、男性、有产者等，为美国平等的范围划定了狭窄的边界，以致那些占人口绝大多数却无法获得公民资格的有色人种、女性、穷人等底层和边缘群体在之后很长时间里都无法得到平等的经济机会、平等的法律保护、平等的政治权利、平等的社会地位。而为了维持这种结构性不平等，白人男性统治精英不断炮制五花八门的不平等理论，甚至“平等”理论，以便将一些不平等形式“合理化”“合法化”。譬如，在19世纪上半叶，以约翰·卡尔霍恩为代表的奴隶主阶层不仅公开主张“人人生而不平等”是“不证自明的”，更指责《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是“不言而喻的谎言”。他们解释说，权利平等的观念是一个险恶的陷阱，会诱导非洲裔美国人等“先天不足”的群体在一个他们无力竞争的世界中走向毁灭。到了19世纪晚期，资本家开始以“机会平等”为由掩盖或无视贫富差距给底层民众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并引入新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理论支持；种族主义者也通过提出“隔离但平等”的思想，为建立种族隔离制度和延续种族不平等提供合法性，同时在白人内部维持一种平等的虚幻假象。这些理论中的许多观点在美国之后的历史中一直颇有市场，至今仍为不少美国保守主义者所信奉，成为美国平等发展的绊脚石。
但是，美国社会的底层和边缘群体从来没有屈从于白人男性统治精英的“平等”观念，而是以持续的斗争来不断重新界定和扩大美国平等，并赋予“人人生而平等”新的内涵。正如加里·纳什、埃里克·方纳等美国历史学家指出，美国社会的底层和边缘群体早在美国革命时期就努力从革命所释放的激进思潮中汲取力量，挑战北美不平等的社会秩序，并在进入19世纪以后，将《独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转化成申诉个体人权的普适性平等语言。例如，废奴主义者从超越种族的角度发明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概念，而女权主义者更是模仿《独立宣言》的口吻，宣称“所有的男人和女人生而平等”。这些激进的平等观念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后来奴隶制的废除、女性选举权的实现、民权运动的兴起，塑造着今天美国人对于平等的表述。拜登在“民主峰会”中所使用的“所有的女人和男人生而平等”一语显然也源于这些观念的潜在影响，而不是来自《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始含义。
因此，美国平等的发展既不是某种超然的价值观逐步展开的过程，也不是某些政治精英预先设计的成果，而是广大普通民众奋力抗争的结果。不过，诚如史密斯指出，这种结果在很多时候并不稳定，在某个阶段已扩大的平等时常会在下个阶段被新的不平等形式所压缩。例如，在美国革命时期，非洲裔美国人和白人女性在一些革命激进的州获得了一定的法律权利和政治权利，但到了19世纪初期，这些权利却被白人男性以他们“缺乏自然能力”为由而剥夺；在1877年南方重建结束以后，非洲裔美国人在美国内战后赢得的选举权等诸多权利也出现了得而复失的现象，并遭到囚犯租赁制等变相奴隶制的迫害；1980年代以来，随着保守主义力量在美国的崛起，民权运动时期所掀起的平等改革逐渐陷入停滞，取得的平等成就也不断遭到侵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