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财政在民生保障领域的投入 让居民“敢消费”
文章指出，要使居民“敢消费”，关键要让居民在消费的时候无后顾之忧。近年来，党和政府不断加强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并且取得了积极成效。同时，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某些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一些民生领域的问题依然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部分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整体而言，以往政府部门主要依靠财政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增加民生领域支出，进而构建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由于财政政策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一直保持积极定位，不断发力稳增长，导致政府财政支出不断加大，财政政策的空间呈逐渐收窄趋势，不可避免地会影响财政政策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操作空间。
在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的理念下，财政政策能够将更多精力用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其一，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更加注重对增长政策的使用，并且能够提高财政政策的传导效率，从而推动财政政策减少在稳增长方面的资金投入，增加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资金投入。要想有效改善经济增长状况、优化经济增长路径，需要加强对增长政策的使用。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注重使用增长政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由此能够提升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减少财政政策稳增长所需的资金投入。不仅如此，根据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增长政策的使用能够疏通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使得财政资金可以更加有效地带动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由此能够进一步减少财政政策在稳增长方面的资金投入。其二，宏观政策“三策合一”能够拓宽财政政策的空间，让财政政策能够加大力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虽然近年来中国的财政政策空间有所收窄，但并不意味着财政政策力度要收紧。在经济运行依然面临困难挑战，社会保障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的背景下，财政政策继续发力是完全正确的选择。根据“三策合一”理论，伴随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共同发力，经济增速将会显着提升，从而在增长中稀释和化解政府债务，为财政政策重新赢得空间。综上可知，在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框架下，财政政策能够加大对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支持，消除居民在民生方面的后顾之忧并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从而促使居民“敢消费”。
提高市场上产品品质和服务质量 使居民“愿消费”
文章认为，要想全面构建和完善居民消费长效机制，不仅要从需求端下功夫，还要从供给端下功夫。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具体表现之一是，对部分消费者尤其是部分高收入消费者而言，市场能够提供的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种类和数量不足，难以满足他们对高品质产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海淘和代购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就是这一问题。近年来，党和政府不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的之一就是优化供给结构，减少劣等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增加高品质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满足并进一步激发居民受抑制的高品质消费需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能够推动供给侧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而且能够带动居民对于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需求，进而优化需求结构；反过来，需求结构优化和需求品质提升又会进一步促进供给结构转型升级，更好地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进而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
不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非一蹴而就，既要让生产劣等产品和服务的企业退出市场，又要让生产高品质产品和服务的企业尽快成长起来。对前者而言，相关企业的退出有可能在居民就业、银行贷款偿还等方面存在困难，这也使得相关企业的退出面临一定的阻力。对后者而言，要想孕育和孵化生产高品质产品和服务的企业，需要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尤其需要在稳定经济增长前景、创新活跃度等方面下功夫。
利用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有利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供给侧加快构建和完善居民消费长效机制。一方面，让生产劣等商品的企业更顺畅地退出市场。在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框架下，可以通过加强结构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有针对性地解决企业退出在居民就业、银行贷款偿还等方面可能引发的问题，打消地方政府部门的后顾之忧，更稳步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该退出市场的企业早日退出市场，以减少劣质产品和服务的供应。另一方面，让生产高品质产品和服务的企业更快更好地成长起来。通过加强对增长政策的使用，能够整体改善市场上的创新环境。通过加强对结构政策的使用，能够进一步有针对性地培育和支持新企业的成长。此外，再加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融资、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并与增长政策、结构政策形成合力，便可以让生产高品质产品和服务的企业更快更好地成长起来。上述两方面举措能够从供给侧加快构建和完善居民消费长效机制，着力提高市场供给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从而促使居民“愿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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