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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末清初移民由闽迁台，多以家族组织形式进行。 |
中评社╱题：早期大陆迁台家族的资本积累与本土身份建构──以清初迁台的浯江郑氏家族为例 作者：胡娇阳（漳州），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博士生
【摘要】明清之交，内地迁台家族“本土化”并获得生存资源的途径各异，浯江郑用锡家族围垦并以“文”建构在台家族世系，复兴诗礼之教，再造中华传统，完成了本地地望身份塑造。
明末清初移民由闽迁台，多以家族组织形式进行。适应本地环境以求生存，成为其获取迁入地本土资源、不断重构新身份并缔造制度合理性的过程。家族原有的生存途径、社会背景，与移民后在新区域重新获取社会资源的方式往往大相径庭，新的本土条件左右着家族移民的生存选择。
从根本上说，身份是个体人群标识其自身的符号或其拥有的独特气质和社会内涵。经典的身份理论认为，身份是一种常驻不变的“人格状态”，人们一旦从社会获得了某种身份，也意味着他获得了与此身份相适应的种种社会权力。但爱德华·赛义德认为，“身份决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1〕。移民家族本土化过程中的世系建构也不例外，且更多地体现了新环境社会要素发挥的塑造功能。明末清初迁台的郑用锡家族即是如此。
一、迁徙入台，垦读立业
《浯江郑氏族谱序》载，浯江郑氏世籍闽，清初由漳浦迁金门，再迁新竹，皆闽地也〔2〕。另有郑氏五世裔孙用鉴所撰家谱序称，“……明鼎革时，人民迁徙纷纷。族中伯叔相传，弼公自仙游迁居漳浦，子姓繁衍，第三房分住官任之田中央新楼仔漳浦之石壁、东坑二处，宗亲皆为怀仁祖所出，世远年湮，信疑莫必夫”〔3〕。可见，郑氏家族迁台前，由莆田仙游迁入漳州府漳浦县。
明末清初，郑成功揭反清复明大旗，台、厦、漳、泉即为戎马之郊。二世祖怀仁公于康熙十四年(1675)自漳浦迁居金门，单传一子世辉，派衍五房，长房国周、次房国汉、三房国晋、四房国唐和五房国庆。康熙二年（1663）底，清兵攻占金门，严令迁界，金门鞠为空城。迄至康熙十三年（1674），耿精忠据闽反清，遣使赴台结援，郑经复返金门，原遭迁界之民，陆续返回。离乱之间，城郭虚废，郑氏门祚衰微。
金浯蕞尔小岛，风沙苦寒，仅操耕海鬻贩为事。《家乘》载，乾隆三十九年（1774）国庆携国唐子崇和、崇吉兄弟初迁台居后垄（今苗栗县后垄镇）。乾隆二十五年（1760）国晋、国汉与子侄迁居竹堑（今新竹），垦殖立业。崇和子郑用锡《本族谱序》言，“迨至我父，有志诗书，窃奉先公家训，屡试不酬，且遭凶馑，又与三伯及叔祖渡台，寄居台之淡北，遂入籍焉，至今经数十年矣”。〔4〕
较之金门，台岛在移民眼中是有地可垦的希望之所。此间，大批闽、粤移民渡海来台，定居垦殖。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汉人移民蜂拥而至，迨至清廷统一台湾，流居动荡的移垦社会形态逐渐向安土重迁的定居社会转型。组织渡台垦殖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士绅阶层成为当地社会的主导力量。社会形态发展取向逐渐与大陆内地省份趋同，本土文化传统复兴，文治代替粗放管理，内地母体文化的凝聚力，使这些迁台家族纷纷仿效内地母体社会组织结构与行为方式，重建当地社会。血缘家族式移民群体，或以原籍地域，或以宗族血缘，扩大家族的在台本地世系建构，宗族制度迁移建构渐具规模。
郑氏一族对竹堑地区隆文教化，贡献巨大。据连横着《台湾通史·列传六·乡贤郑崇和》载：“郑崇和字其德，号怡庵，金门人，年十九来台，课读于淡水厅竹堑，遂家焉。……当是时，竹人士议建文庙，崇和慨然出巨款，命次子用锡董工。庙成行释菜礼。”〔5〕士乃四民之首，郑氏家族敦教向学，子弟出入痒序，胫胫自守，于新辟之地弘风导俗，师儒为业，劝唱斯文，力行名教之圭臬，抚养后学，开一地新风。与先来移垦商贾之家相比，郑氏富而尊文，由耕垦以祀学，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于孤悬一岛续绝发扬中华文运，乡里瞩目。郑崇和“道光七年卒，年七十有二。九年，邑人请祀乡贤祠，十二年诏可。次子用锡，亦有名”。〔6〕至郑用锡辈，已富甲淡北，且博获功名，家族成一方之望。“用锡名藩，谱名文衍，字在中，号祉亭。嘉庆十五年取为彰化县学廪生，嘉庆二十三年，二应乡试，取中恩科举人，道光三年，赴京会试，取中进士三甲及第，此开台以来，变为‘至’字号台籍考生首次登科进士，人皆称开台黄甲”〔7〕。郑用锡号称“开台黄甲”或“开台进士”，名动士林，成台北社会一时之高标，代表了台湾士人社会建构当地秩序独特的生活情趣和价值取向。《台湾通史》载，“尤力尽农亩，家日殖，岁入榖万石。晚年筑北郭园自娱，颇有山水之乐。好吟咏，士大夫之过竹堑者，倾尊酬唱，风靡一时，至今文学为北地之冠……，同治十一年，诏祀乡贤祠，至今子孙犹受其业”〔8〕。
郑用锡家族在台影响日益扩大，不仅倡导文治教化，躬身痒序，且于地方治安、公益事业方面多有建树，跻身台北社会发展的不同层面。董筹竹堑石城、倡建竹堑文庙、奉办团练、劝喻止斗，深孚人望。以文学称者，更有郑用锡胞弟用铦，堂兄弟用鉴、用钰、用谟、用锺，子侄“如”字辈用锡长子郑如松、侄如梁、如兰等，皆成生员与府廪优贡，一时学风蔚成，指为大观。郑氏由原来移垦家族转型为台北地区颇具影响力的书香世家。木本水源，慎终追远，清嘉、道间，用锡等十四位迁台第四代族人，分八股成立祭祀公业，陆续在金门和新竹修建郑氏家庙，奉祀祖先，书联挂匾，表彰祖先之德谊风范与嘉言懿行，藉以光大宗族门楣，垂范后昆，惕励子孙踵武前贤，继往开来，成就宗族不朽之功业。此耕读之家，已成台湾地方豪族。
二、西化语境中“本土文化”的“当地”意义与郑氏地望积累
近代新航路开辟以来，西欧国家积极寻求海外殖民地，荷兰、西班牙继踵而至，两国先后殖台，被纳入近代全球贸易体系。从新航路开辟台湾进入欧洲人视野，到欧洲霸权全球商业扩张海上通道的东方站点，台湾不论从政治军事力量对比、全球市场供需法则，还是文化浸染，都被一个正在兴起的新世界所裹挟，东西方制度与文化的新旧交替，以及这种变迁引起的任何动荡，都敏感地影响着尚待开发的台湾。
荷兰东印度公司殖民台湾，欲以事半功倍的途径最大限度地获得利益。实现土番归宗，改变其宗教信仰，强力推行基督教文明。荷兰人开设教会学校，并在台湾西部海岸建立教堂，实施基督教教育，甚至在1659年于台南萧垄社开办了一家神学院。期间，郑芝龙集团海上势力崛起，辗转日本、台湾和厦门内地进行转口贸易的同时，自置耕牛粟麦，召集流民，载移台湾，垦殖荒土。时内地被灾，附者如流，大量内地汉人移垦台湾。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厉推农业垦殖，宣示教化，尊崇儒道、定制度、被尊卑、令民向化。清康熙统一台湾后，约1720年前后，“后垄至竹堑区间，流民开垦甚众，惟竹堑仍地广无人，野番出没”〔9〕。约1830年代，竹堑“漳、泉、潮、惠之民耕种生理者，日渐云集”。
每一势力的短期占据，更替频繁，内地家族入台移垦，并无经久的制度与文化传统所遵循。荷兰人和西班牙人据台时期，趋利避害之个人理性精神与重商主义的货币财富意识，已成风气。由于较早融入国际贸易体系，当初荷兰人设联合东印度公司，台湾即隶该公司之下，土田初垦，一岁三熟，出口货物丰富，仅许荷人贸易，“故商务独大”，且“荷制利禄薄，不足用，各自为商，博私利”。〔10〕博利与重商成为西方人治理台湾的要旨。延平收复台湾后，因海上交通与南洋贸易，富可敌国，财用不匮。中国诸货，海外皆仰给，故而台岛弹丸之地，能养七十二镇之兵。商船往来暹罗、爪哇和吕宋，诸国皆与台贸易，岁至十万金。通商之策，裨益国计民生，故漳、泉人争附之。〔11〕至此，台湾成为重商的农业区域。康熙统一台湾后，渐开海禁。台、漳、泉、日以及南洋诸国，皆成开洋区域，互通有无，仰赖彼此，一家禁海，诸家皆损。《天津条约》签订后，许开台湾互市，英、美、法、德相继而来。许开淡水后，凡淡水河所至之地，皆可互市，闽、粤、江、浙之商，多往来贸易，台湾商务日进。
郑用锡家族在清一统版图后迁入竹堑，当时台湾已设社学义塾教化蒙童，并设学政、教谕与训导。台自康熙二十二年（1684）设学〔12〕，授朱子《四书》、《诗》、《书》、《易》与《左传》，建树内地儒教文治传统，旨在宏奖风教，劝爱宗国，以希长治久安。新辟之地，民不谙诗书，这与台湾其他已垦地方情形相似，西洋与本土管理标准的连续替代，加之文教不倡，能整合大变后社会秩序的同一制度与文化价值尚未确立。郑氏家族能以内地儒家诗礼传统，鼎立一方之望者，除有学养根基外，关键在于顺应清廷一统之潮流，于内地本土之外复兴中华文教传统，使科举作为国家意志行为在新辟之域，能与民间社会本土化进程相结合，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承接内地主流制度在新区域普遍适应，并发挥持久的政治影响。
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生根繁茂，是在与先己之西洋、东洋等文化抗衡中展开的。士大夫自励立身，致力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实践传统文化所赋社会身份，同时也是在国际商业文化中开辟本土文化的生存空间。郑氏入台第一代，即积极投身竹堑地方社会秩序的建构。《淡水厅志》记载，郑家与竹堑土地开垦，关系密切。因竹堑沿山一带屡遭番害，郑崇和设隘防御。“竹堑多山野，土番辄出杀人，岁且数十。崇和乃集壮丁，据形势，鸠资设隘，以保卫行人，樵苏便之”。〔13〕依当时移垦惯例，堵隘关防乃开垦番地之先声，郑氏家族是组织者也是出资者。凭藉监生身份，识文断字，事有见识，于草莱初辟的竹堑，已是声望颇高的大家族，接受垦户委托，洽谈垦权，并因此以“郑吉利”之家号，成为淡水众多商社在番社交易的代理“通事”〔14〕，众望瞩目，是竹堑地方的领袖人物。时蔡牵唱乱，侵扰淡水，郑崇和募勇守防，当道嘉许。嘉庆十一年（1806），淡属闽、粤杂处，分类械斗，历年不息，崇和奉檄劝喻，力陈利害以解之。移垦动荡中可维安一方，郑氏家族势力及其地望影响是关键要素，在当地已有所谓“喝水坚冻”之能耐。
郑氏族人富而能仁，修身以儒，乡里誉成表率。《淡水厅志·先正门》记载，“郑崇和，监生，籍金门，设教于淡。淹贯群籍，准先辈法程。门下多达材，晚益好宋儒书。令子弟时读数行，以窥圣学源流。先因贫困，有劝以刀笔营生者，崇和不肖为衣食丧所守。洎家渐饶，粗砺如恒。不亲势要，尤敬惜字纸，待亲族恩义备至。嘉庆二十年，岁歉，发粟平价，二十五年，施药活命不少。死者助以棺，后垄旧居，也设塾延师教之，每人给薪米，月以数百计。自少至老，不履公庭”〔15〕。修身自持，兼济博施，身兼商人、地主与士绅之身份。其子用锡登第后，郑家声望达于巅峰。
清领台初期，文教制度缺乏整体规划，但移民大量涌入，安置教化等具体事务，实质由地方望族、士绅以及郊商团体协助官方或代替官方来完成。郑用锡捐建竹堑文庙、捐献学田、筹措儒学资款，并积极建言官方建置学宫，鸠资捐建金山书院、浯江书院〔16〕。推助儒学教化体系完善，忠孝仁义诗礼传统深入人心。道光九年（1829），用锡掌铎明志书院，力振学规，施教明伦。重视文教传统的养成。在《明志书院勖诸生》一诗中，郑用锡用心拳拳，“多年解组寄浮沤，文字因缘一席留。聊藉豪端评月旦，敢夸皮里有春秋。赋成为色虽迷目，笔扫千军始出头。我倘识图惭老马，年年栈豆欲何求”〔17〕。不仅勉励家中子弟，亦勉励明志书院诸生，主讲八年，每有课日，勤于诗文，勉诸生表率，考评学生秉存公正，人皆信服。
三国曹丕《典论·论文》言，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18〕。横渠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9〕，此儒家天下己任，道尽传统文化内圣外王之命意。然台湾荒服已久，俗殊中华，又逢千年未遇之大变局，连横先生曰“文运之衰，至此极矣”。言中华文化传统在台至此已是风雨如晦，“洪钟毁弃，釜瓦雷鸣，道术将为天下裂，苟不出而葆之，惟见沦胥以亡尔”〔20〕。当此文运绝续之时，一发千钧，郑氏在台社会文化活动，正是在此失序的多元语境中复兴再造中华文化传统，本土文化的“当地”意义，堪当其称，这也是该家族获取地望的深层秘密。
三、家族世系建构与地方话语权力的获取
世系关系是主动建构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往往超越父系单系血缘的生物学意义。一个宗族要证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须认真且合乎规范地展现自己的世系。中国式宗族的建构过程，就是一个用刻有明确取舍标准的世系“卡尺”来精心构筑“理性化社会系统的典范”〔21〕。郑用锡家族的世系建构，是以儒家诗礼文化传统的当地重构而展现出来的，殊异于好利无义、不洋不中，或奢靡悍狠、无文粗鄙的社会流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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