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没有想到，寺中一片灿然，桃花刚刚盛开。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春色满枝头。
当天，白居易挥毫写就《草堂记》《游大林寺序》，随口吟出的《大林寺桃花》，竟成千古流传的绝句：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从此，庐山的春天因这首诗而显得更加妩媚。
如果说，这次山行让白居易发现了春天是一个意外，那么，他写作的春天再度来临，则是一种必然。
谪居浔阳，是白居易仕途极为特殊的经历，也是他人生的转折期、艺术的分水岭。他敞开心胸，审视人生际遇；他放宽视野，盘点千古文章。他检点书箱，编撰文集，深刻剖析自己的生平取舍、文学倾向，凝成文论《与元九书》，论诗道之“理”首在“美刺比兴”，“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他提出的“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乃为后世圭臬。白居易本来就是个多产的诗人，苏轼曾言“乐天长短三千首”。唐朝三大诗人，存诗者，李白900余首，杜甫1400余首，而白居易则留下诗作近2800首，是唐朝存诗最多的诗人，仅在遭贬的这五年，即有诗文370余篇。
浔阳五年，白居易走出了精神的低谷，人们重又看到一个立于高峰、意气昂扬的白乐天。
俊杰之所以是俊杰，就因为他能在人生的春天似乎已经消失的时候，发现并重新拥有春天。
多少年来，我总会在关于江南的梦里见到白居易，那个着青衫的诗人，悄然无息地踱步于浔阳的山水之间。他美丽的忧伤，在诗行里融化。把凌乱的心绪，叠成一树桃花，撑起诗里的旖旎。我曾沿着他走过的山道，寻找他的身影，谛听他的足音。他一扬起宽大的衣袖，便挥洒出万丈诗情，桃花一般烂漫的心，开满希冀。 |
